同学想了想:“因为觉得压力大?或者觉得A太天真,不值得尊重?”
“不对。”危暐调出另一组数据,“我加入了人格量表。发现那些返还率低的B,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上得分普遍偏高。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压力大’,而是‘故意利用信任获利’。”
他眼睛发亮:“这意味着,信任系统里存在一种‘寄生虫’——他们识别出高信任度的个体,然后系统性地剥削他们。而高信任度的个体,因为认知框架里没有‘他人可能故意使坏’这一项,反而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同学觉得有趣:“所以你的结论是?”
“结论是,现有社会过度鼓励信任,但缺乏对‘信任滥用者’的筛选和惩罚机制。”危暐敲击键盘,调出一篇论文草稿,“我在构建一个数学模型,计算信任的最优投入比例。就像投资组合一样,你不能把所有钱投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能完全不相信任何人。需要精确计算。”
导师周教授正好走进来,听到最后几句,皱起眉头:“小危,人性不是数学。信任是情感连接的基础,不是投资组合。”
“但情感连接可以被量化。”危暐转身,语气带着年轻学者的自负,“老师,您看这个数据——在重复博弈中,那些‘有条件信任’的个体,长期收益最高。无条件信任的人最早被淘汰,完全不信任的人合作机会最少。这说明什么?说明最优策略是‘计算过的信任’。”
周教授看着学生发亮的眼睛,心里隐约不安:“研究可以这样做,但你要记住,实验室里的数据是简化的。真实社会里,人有情感、有历史、有关系网络。你不能用数学模型替代人性。”
危暐点头,但眼神里是不以为然的火焰。
那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标题是《信任的经济学最优解:基于重复博弈的数学模型》。危暐一举成名,被多个国际会议邀请做报告。也正是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他遇到了顾明远。
顾明远当时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总监,比危暐大五岁,西装革履,谈吐间既有学术深度又有商业嗅觉。听完危暐的报告后,他在茶歇时主动过来交谈。
“你的模型很有启发性。”顾明远递过来名片,“但我觉得,它漏掉了一个关键变量。”
“什么变量?”
“大规模社会实验的数据。”顾明远微笑,“实验室的小样本博弈,和真实社会中的信任崩解,规模效应完全不同。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压力测试’?”
危暐挑眉:“什么意思?”
“找一个小型社会系统,人为制造一次信任危机,观察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顾明远压低声音,“当然,这涉及到伦理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更大的善’呢?”
“什么更大的善?”
“优化社会运行效率。”顾明远眼神狂热,“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精确控制信任的‘剂量’,让社会既不会因为过度信任而滋生腐败,也不会因为过度猜疑而僵化。这难道不是造福人类?”
危暐当时没有立即答应。但种子已经埋下。
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失眠。深夜的实验室里,他反复运行自己的模型,加入各种参数:文化差异、教育水平、经济压力、群体规模……但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直到某天,他在新闻上看到一则报道:某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为亲属办理低保,涉案金额不大,但曝光后导致整个民政局公信力崩塌,真正的困难群众反而难以申请补助。
记者采访了一位残疾老人,老人哭着说:“我现在不知道该信谁了。”
危暐盯着那句话,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信任崩解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一个人的违规,会污染整个系统的公信力,而这种污染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到其他系统。
他开始疯狂查阅资料,研究历史上着名的信任危机案例:安然事件、次贷危机、疫苗事件……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系统性崩坏。
就在这时,顾明远再次联系他,这次带来了一个“合作机会”。
(四)泥沼第一步:张坚案的设计图
时间倒回三年前,深圳某高端写字楼会议室。
危暐和顾明远坐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的灯火。桌上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方案书,封面标题是“社会信任弹性测试计划(试点)”。
“能源局油料股,副科长张坚,四十九岁,工龄二十五年。”顾明远指着资料上的照片,“妻子慢性肾病,每月透析费用八千;儿子大学刚毕业,想考公务员;他自己是单位里的‘老黄牛’,业务能力强,人缘好,但升不上去,因为不会搞关系。”
危暐翻看资料:“经济压力大,家庭负担重,职业成就感缺失……典型的‘可诱导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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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顾明远调出一段监控录像——是张坚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的画面,“你看他的行为模式: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工作认真负责,但眼神里有疲惫和……不甘。这种人对‘被需要’‘被重视’有强烈渴望。”
危暐点头:“可以设计一个‘崇高叙事’包裹的需求渐进升级骗局。第一步是什么?”
“国家安全。”顾明远微笑,“我们伪造了一个‘国安部门特别行动处’的身份,联系张坚,说需要他配合一项涉及能源安全的秘密任务。理由很老套但有效:境外势力试图在能源系统植入后门,需要内部人员协助排查。”
危暐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第一步:权威叙事建立。用‘国家安全’的崇高性,覆盖行为的异常性。预期反应?”
“张坚这种体制内老员工,对‘国家任务’有天然的服从倾向。而且,这会满足他的‘被需要感’——看,国家需要我。”顾明远说,“第二步,我们给他一个‘测试性任务’:违规审批一笔油料调拨单,但实际上是调往一个我们控制的空壳公司。”
“他会犹豫吗?”
“会。所以我们准备了‘双重保险’。”顾明远调出另一份文件,“第一,伪造的红头文件和授权书,印章、文号、签名一应俱全,他查不出破绽;第二,安排一个‘上线领导’——我们的人扮演李主任,用电话和加密通讯与他联系,不断强化权威。”
危暐思考着:“需要设置‘沉没成本’节点。让他逐步投入,无法回头。”
“没错。”顾明远敲击键盘,调出计划时间表,“第一个月,小额度违规三次,每次都有‘合理理由’;第二个月,额度加大,但给予‘特别贡献奖’表彰——当然是秘密的;第三个月,引入‘紧急状况’,要求他绕过所有流程,直接操作。这时候,他已经深度卷入,而且前期的小违规如果曝光,也足以毁掉他的职业生涯。他只能继续往前走。”
危暐看着那张精密的时间表,感到一种混合着兴奋和不安的战栗。这比他任何实验室实验都宏大、都真实。
“数据收集怎么做?”
“全方位。”顾明远眼睛发亮,“我们会监控他的通讯、社交、工作记录;在能源局内部安插观察员,记录同事反应;还会远程访问能源局的OA系统,跟踪审批流程的变化。最关键的是——”他顿了顿,“我们要测量‘信任蒸发’的传染速度。当张坚被抓后,整个能源局的信任指数会如何崩塌?同事之间、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互动模式会如何改变?”
危暐沉默了很久。
窗外,深圳的夜色璀璨如星河。这座城市运转在无数个“信任”之上:人们相信银行会保管他们的钱,相信公司会发放工资,相信陌生人会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这些信任突然消失?
“我们需要伦理审查。”危暐说。
顾明远笑了:“这就是伦理审查——为了更高效、更安全的社会,必要的‘压力测试’。而且,我们会控制伤害范围:张坚的违规金额不会太大,刑期可控;我们会暗中安排他妻子的医疗资助;等他出狱后,还会有一笔‘补偿金’。这比那些真正贪婪的腐败分子造成的伤害小多了。”
危暐被说服了——或者说,他选择被说服。
因为那个模型太诱人了。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他将获得真实社会的大规模数据,他的理论将不再只是纸上的公式,而是可以预测、甚至控制社会运行的利器。
“项目代号叫什么?”他问。
“‘齿轮锈蚀计划’。”顾明远说,“社会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信任是润滑剂。我们要测试的是,如果其中一个齿轮生锈,整台机器的效率会下降多少?以及……如何提前检测锈迹。”
计划启动了。
危暐没有亲自参与执行——他留在幕后,设计认知框架、分析数据、调整策略。但他通过监控,看到了张坚一步步走入陷阱的全过程。
他看到张坚第一次接到“李主任”电话时的紧张和激动;
看到张坚深夜在办公室伪造文件时颤抖的手;
看到张坚收到“特别贡献奖”感谢信时眼眶发红;
看到张坚在妻子病床前说谎“单位发了奖金”时的愧疚;
也看到张坚被捕时,那张瞬间苍老二十岁的脸。
实验成功了。数据如潮水般涌来:能源局的审批效率下降了58%,同事间的非正式沟通减少了73%,跨部门协作时间增加了两倍……所有数据都符合模型预测。
团队开了庆功宴。顾明远举杯:“为了更高效的人类社会!”
危暐也举杯,但酒入喉时,他莫名想起了张坚儿子在法庭外空洞的眼神。
他摇摇头,把那点不适归因为“实验者的共情干扰”——这是需要克服的弱点。
但他不知道,那点不适,是良知最后的挣扎。
(五)泥沼深处:从研究者到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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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两年前,泰国曼谷某别墅。
张坚案成功后,“齿轮锈蚀计划”获得了背后资本的高度认可。投资方要求扩大规模,进行“跨国对比实验”。危暐和顾明远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那里法律监管薄弱,社会结构复杂,是理想的实验场。
他们选中了缅甸KK园区。表面上是电信诈骗窝点,实际上是“信任攻击技术”的试验场和培训基地。
“这里的‘产品’不是骗钱,”顾明远在第一次视察园区时对危暐说,“而是‘制造骗局的人’。我们要训练出一批精通人性弱点的‘工程师’,然后把他们投放到全球各地,系统性地测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任脆弱点。”
危暐走在园区里,看着那些被囚禁的“员工”——他们大多是被人以高薪工作骗来的,进来后护照被没收,遭受殴打和洗脑。C区更是噩梦:那里关押着“改造体”,被强制植入神经芯片,进行认知重构实验。
“这些实验……合法吗?”危暐第一次踏进C区时,问了这个问题。
顾明远笑了:“在这里,我们是法律。而且危老师,别忘了我们的崇高目标——为了构建更安全的社会,必要的牺牲。这些人大都是社会边缘人,没有家庭牵挂,没有社会价值。我们是在‘回收利用’。”
危暐看着一个被绑在手术台上的年轻人——他后来知道那是T-09陈城,二十五岁,美术生,因为网贷被骗来这里——年轻人的眼睛充满恐惧,嘴里塞着布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