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晨雨中的老社区
福州的清晨下着细密的雨。
陶成文站在一栋九十年代建成的老居民楼下,抬头看向六楼那个装着防盗网的阳台。阳台上晾着几件颜色黯淡的衣服,一盆半枯的绿萝在雨中微微颤动。这里是危暐母亲的家,也是他出国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团队成员陆续下车。张帅帅撑着一把黑伞,伞面压低,看不清表情。曹荣荣和沈舟共撑一把伞,两人都没有说话。魏超没打伞,任凭雨打湿他的短发和夹克。马强从后备箱提出两箱牛奶、一盒保健品——这是陶成文坚持要带的,“探望老人要有探望的样子”。
张斌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他站在车边,抬头看向那个阳台的时间最长。雨滴顺着他的脸颊滑下,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如果你不想上去,可以在车里等。”陶成文走到他身边。
张斌摇头:“我要听。我要知道每一个细节。”
这是公安部特别批准的行动。在危暐通过加密信道向陶成文发送了“我母亲病重,可能撑不过这个月。如果你们还想听完整的忏悔,现在是最后机会”的消息后,陶成文向部里提交了申请。经过三天评估,批准了这次特殊的“探视与取证”——既是探望危暐病重的母亲,也是从他口中获取张坚案及其他重大案件的一手供述。
条件很严格:全程录音录像,不得承诺任何减刑或优待,不得泄露案件侦查信息,时间控制在三小时内。
“他还不知道张斌会来。”上车前,陶成文提醒过所有人,“他看到张斌时的反应,本身就有情报价值。”
现在,他们站在了楼下。单元门是老旧的对讲门禁,陶成文按下603。
漫长的等待。对讲机里传来沙哑的女声:“谁啊?”
“阿姨,我是陶成文,危暐以前的领导。我们来看看您。”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门锁“咔哒”一声开了。
(二)603室:时间停滞的房间
603室有一股混合着中药、陈旧家具和老人气息的味道。客厅很小,摆着一套八十年代款的木质沙发,罩着洗得发白的布套。墙上挂满了照片——危暐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
最显眼的位置,是危暐穿着硕士服的照片,笑容灿烂。旁边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照,妻子很漂亮,依偎在他肩头。再旁边是一张全家福:危暐、妻子、刚出生的孩子、父母。所有人都笑着。
那是2017年拍的。2018年,岳母查出癌症。2019年,危暐出国。2020年,妻子提出离婚,带着孩子去了加拿大。2021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现在,母亲肝癌晚期。
一个家庭在四年内分崩离析。
危暐的母亲从卧室慢慢走出来。她瘦得惊人,但衣着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陶主任,你们坐。”她的声音很轻,但清晰,“小暐在视频里提过您,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
陶成文喉咙发紧:“阿姨,您身体怎么样?”
“就这样。”她在沙发上坐下,动作很慢,“医生说还有两三个月。够了,该受的罪都受了。”
她看向张斌:“这位是?”
“张斌,我们团队的同事。”陶成文介绍。
老人点点头,没有多问。但她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像是在记忆什么。
“小暐在房间里。”她指向最里面的卧室,“他说要整理些东西给你们。我去烧水泡茶。”
曹荣荣起身:“阿姨,我来帮您。”
厨房里,曹荣荣看着老人用颤抖的手洗杯子、取茶叶。灶台上的药罐还在冒热气。
“阿姨,您恨他吗?”曹荣荣轻声问。
老人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恨过。最恨的时候,是想他怎么不死了算了。他爸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我对不起你,生了这么个儿子’。我哭啊,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水烧开了。她慢慢倒水:“但恨久了,就恨不动了。他是我儿子,再怎么错,也是我儿子。我现在只想在我走之前,见他一面。可他说他回不来。”
她抬起头,眼里有泪光:“陶主任,你们能让他回来吗?哪怕……哪怕就是回来坐牢,我也能去看看他。”
曹荣荣无法回答。她知道危暐被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一旦入境就会被逮捕。但引渡或劝返的谈判极其复杂,何况他现在是多个犯罪集团的核心技术顾问。
“我们在努力。”她只能说。
(三)卧室:六平方米的忏悔室
危暐的卧室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书桌上还摊开着几本技术书籍:《高级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统设计》《神经网络实战》。书架上是各种奖杯和证书:全国编程大赛一等奖、省级科技进步奖、优秀党员……
床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几个地方: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迪拜。那是他曾经梦想去工作的“国际科技中心”。
而现在他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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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文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加密通信软件。团队其他人围坐在床边和椅子上。房间太小,几乎人挨着人。
视频接通了。
危暐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一个简洁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白墙和一张桌子。他看起来比上次视频时更憔悴,胡子没刮,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
“陶主任,各位。”他的声音沙哑,“谢谢你们去看我母亲。”
然后他看到了张斌。
屏幕里,危暐的表情凝固了。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几秒钟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再戴上时,眼眶是红的。
“张……张斌。”他终于说出这个名字,“你父亲的事,我……”
“我今天来,不是要听道歉。”张斌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要听事实。2300万,你是怎么骗走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
房间里只有笔记本电脑风扇的声音。窗外的雨下大了,敲打着玻璃。
危暐深吸一口气,点头:“好。我从头说。”
(四)2019年8月:当“油料股股长”进入视线
“张坚先生进入我们的目标库,是在2019年8月中旬。”
危暐调出一张虚拟的流程图,这是他从记忆里重建的——真正的操作记录早已销毁。
“当时我在KK园区负责技术支援三个诈骗集团。其中一个集团专攻‘冒充领导’类诈骗,目标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政府单位的中层干部。他们有一个五十多人的‘信息搜集组’,专门从各种渠道购买、窃取、整合个人信息。”
他停顿了一下:“张坚先生的信息,来自三个渠道:第一,某医疗机构的体检数据泄露——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第二,他的儿子,也就是张斌,当时在北京工作,父子关系亲密但物理距离远;第三,他所在的单位是能源系统的老牌国企,他本人是油料供应股的股长,这个岗位有审批一定额度采购款的权限。”
魏超的拳头握紧了。马强按住他的肩膀。
“信息组给张坚先生建立了完整的‘人物画像’。”危暐继续,“年龄58岁,临近退休;工作认真,性格谨慎;家庭关系简单,妻子已故,儿子在外;身体健康状况一般,有慢性病;工作上有一定权限,但不算高层;性格上,是那种‘怕给组织添麻烦’的老党员。”
曹荣荣快速记录。这是标准的心理侧写。
“基于这个画像,我们设计了两套方案。”危暐说,“A方案:冒充上级领导,以‘紧急采购’‘特殊经费’等名义让他转账。B方案:冒充公检法,以‘涉嫌违规’‘配合调查’等名义施加压力。信息组评估后认为,A方案成功率更高——因为他熟悉工作流程,B方案可能引起他的警惕。”
“你们怎么确定他会接陌生电话?”沈舟问。
“我们不直接打给他。”危暐解释,“我们先打给他单位的办公室,以‘上级单位督查组’的名义,要求提供油料股的联系方式和工作汇报。办公室一般会配合。拿到他的办公电话后,我们再用技术手段伪造一个与上级单位总机相似的号码打过去。第一句话是:‘张股长吗?我是总局办公厅的李主任,领导有急事找你,现在转接过去。’”
“然后立即转接到第二个骗子,冒充‘领导’。”张帅帅理解了,“利用转接的间隙,让他没有时间思考。”
“是的。而且我们选在周五下午四点左右打——临近下班,人比较疲惫,又担心耽误周末。”危暐说,“第一次通话很成功。冒充的领导说:‘张股长,有个紧急情况。中央某部门需要调拨一批特殊油料,涉及保密,不能走正常流程。你记一下这个账户,今天下班前把第一笔采购款打过去,230万。手续周一补。’”
陶成文闭上眼睛。他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同志,突然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指令,那种“不能耽误工作”的责任感压过了怀疑。
“张坚先生提出要核实。”危暐继续说,“这是预料之中的。我们说:‘可以,你打总局总机,转接王副局长确认。但王副局长正在陪同中央领导视察,可能要等半小时。’同时,我们立即用伪基站覆盖他单位附近的通讯信号,让他打不出去。等他尝试几次失败后,我们再打回去,语气严厉一点:‘张股长,时间紧迫,如果你不能配合,我只好换人。但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退休考评。’”
“心理施压。”曹荣荣低声说。
“是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上级领导’的权威;二是‘中央任务’的重要性;三是‘保密要求’的神秘性;四是‘个人前途’的威胁。”危暐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计算过,像他这样临近退休的老同志,最在乎的就是‘平稳落地’。我们利用了这一点。”
张斌一直低着头。现在他抬起头,眼睛通红:“第一次,他打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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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笔:230万的信任崩塌
“230万。这是他权限内能审批的最大单笔额度。”危暐说,“打完钱后,我们让他把转账记录拍照,通过微信发给‘领导秘书’——又一个骗子。然后说:‘很好,领导很满意。但刚才接到通知,总需求量增加了,还需要2070万。今天之内必须到位。’”
魏超骂了一句脏话。
“张坚先生表示没有这么大权限。我们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可以先协调其他资金,比如工会经费、党建经费、离退休干部经费等,先垫付,周一全部补回手续。’我们给了他六个账户,要求分六笔打款。”
“他照做了?”马强不可置信。
“没有立即照做。”危暐摇头,“他提出了更强硬的质疑。这时,我们启动了‘危机处理预案’。”
屏幕上出现另一个流程图。
“我们判断,他已经处于怀疑状态,但还没有完全确定是诈骗。这时需要‘升维打击’——从单纯的经济诈骗,升级为复合型心理操控。”危暐调出一份模拟对话记录,“第三个骗子登场,冒充‘省纪委干部’。”
房间里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
“冒充纪委的人说:‘张坚同志,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违规操作油料采购。现在正在初步核实。刚才总局领导安排你处理的特殊任务,也是对你的测试。如果你能圆满完成,说明你大局意识强,举报可能不实。如果完不成……’”
“操!”魏超砸了一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