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你父亲张坚被骗的具体经过，你是否清楚？”

“清楚。”张斌说，“通过警方的侦查、被告人的供述，以及我自己的调查，我基本还原了全过程。”

“请向法庭陈述。”

张斌开始讲述。但他没有像公开课那样详细展开技术细节，而是聚焦在父亲的个人经历上。

“我父亲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老油料员。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他曾经为了追回一批被盗的柴油，在雪地里蹲守三天三夜，冻伤了脚趾。他常说：‘公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丢。’”

“2019年8月，他还有五个月退休。单位已经谈好，返聘他做技术顾问，他也答应了，说‘还能发挥余热’。他甚至在规划退休后去北京和我住一段时间，帮我带孩子——虽然我那时还没结婚。”

张斌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信封的手在微微颤抖。

“骗局从周五下午四点开始。冒充‘总局领导’的人说，有‘中央紧急任务’，需要调用油料。我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手续怎么办？’对方说：‘事后补。’我父亲犹豫了，他工作四十年，从来没有‘事后补手续’的先例。”

“这时，第二个骗子登场，冒充‘省纪委干部’，说这是‘对你的测试’。我父亲最怕什么？最怕给组织添麻烦，最怕晚节不保。他们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

法庭里很安静，只有张斌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

“晚上八点，他打完了最后一笔钱。两千三百万，其中一部分是困难职工的补助款。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去纪委主动说明情况。纪委当然知道他是受害者，但程序上，他确实违规调动了资金，必须停职。”

张斌停顿了一下：“他最痛苦的，不是钱没了，是‘我给组织添麻烦了’‘我对不起那些等钱的职工’。这种愧疚感，比骗子的威胁更致命。”

“2019年8月23日上午，他去油料仓库，说是‘最后看看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没有人怀疑，因为他确实快退休了。中午，他从检修平台跳了下去。没有遗书，只有手机里一条未发出的短信：‘儿子，爸爸对不起你。’”

张斌抬起头，看向危暐：“被告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正明法官：“证人可以直接向被告人提问。”

危暐抬起头，与张斌对视。

“在你设计的‘压力计算模型’里，我父亲最后的心理状态，被标记为什么？”张斌问。

危暐沉默了几秒：“标记为‘崩溃阈值突破，建议终止接触’。系统判定，再施加压力，他可能自杀。但那时，钱已经骗完了。”

“所以你知道，这种骗法可能会逼死人？”

“知道。”危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那你为什么还设计？为什么还优化？为什么还教别人怎么用？”张斌的三个为什么，像三把刀。

危暐闭上眼睛，又睁开：“因为……因为我麻木了。我把人变成了数据点，把自杀变成了‘系统误差’。我告诉自己，大部分人不会自杀，那少数……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是最卑鄙的自我欺骗。”

张斌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他准备离开证人席，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恨被告人，这是真的。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家属，也作为反诈项目的工作者。我知道，单纯的恨解决不了问题。我父亲的死，如果能推动社会更重视反诈，如果能完善制度堵住漏洞，如果能警示更多人，那么他的血就没有白流。而被告人的赎罪，如果真能帮助破获更多案件，追回更多钱财，阻止更多悲剧，那么……至少他的余生有了正确的方向。”

他看向危暐：“这不是原谅。这是我父亲用生命教我的：有些事，比个人的恨更重要。”

说完，他走回座位。曹荣荣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发现他的手冰凉，但很稳。

（六）死者家属陈述：九个破碎的世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法庭进入了最沉重的部分：九名死者的家属逐一陈述。

小主，

第一个是周老伯，他儿子的案子在第九百一十六章提到过。“我儿子是中学老师，被骗了六十万结婚钱。他喝农药那天，穿的是我给他买的新衬衫，说是等婚礼上穿。他才二十八岁……”

第二个是李阿姨，她的女儿是单亲妈妈，被骗走孩子的白血病治疗费。“我外孙女现在还在医院，等钱做手术。我女儿跳楼了，钱也没追回来。我每天打两份工，但不够啊……”

第三个是赵先生，他的父亲是退休工程师，被“以房养老”骗局骗走了房产。“我爸一辈子要强，睡了大桥底下，说没脸回家。第三天，清洁工在桥洞发现他，身体都僵了……”

每一个陈述，都在法庭里刮起一阵悲伤的风暴。有人痛哭失声，有人愤怒颤抖，有人麻木地坐着，眼泪已经流干。

危暐始终低着头。但每次家属说到细节时，他的肩膀都会剧烈颤抖。当李阿姨说到“我外孙女问我‘妈妈去哪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时，危暐突然弯下腰，发出野兽般的呜咽。法警上前，但他摆摆手，重新坐直，满脸泪水。

第九个陈述的是个年轻人，他父亲被骗后突发心梗去世。“我爸是退伍军人，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他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人。三个月后，心梗走了。临终前说‘对不起孩子’。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他！”

所有家属陈述完毕后，法庭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连法官都在整理情绪。

周正明法官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被告人危暐，你现在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手铐和脚镣发出沉重的声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然后他直起身，脸上全是泪。

“我……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伤害，用我的命也弥补不了。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的罪行，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

（七）技术证人团：罪与救赎的双重剖析

下午的庭审进入技术质证环节。张帅帅、曹荣荣、沈舟、程俊杰等修复中心成员作为专家证人出庭。

张帅帅详细解析了危暐设计系统的技术危害性：“这不是普通的诈骗工具，是‘诈骗工业化’的核心引擎。它使得诈骗从‘个体犯罪’升级为‘平台犯罪’，危害性呈指数级增长。”

曹荣荣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系统最危险的地方，是它们‘人性化’的设计逻辑。它们不利用人的贪婪——那是传统的诈骗逻辑，而是利用人的责任感、爱心、恐惧感等更深层的情感。这使得受害者不仅在财产上受损，在心理上也遭受毁灭性打击，自杀率远高于普通诈骗。”

沈舟补充：“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精准诈骗’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当人们发现，连最值得信赖的‘组织’‘亲情’‘权威’都可能被伪造时，社会将陷入普遍的怀疑和冷漠。这是比经济损失更长远的社会伤害。”

辩护律师试图从“技术贡献”角度辩护：“但不可否认，被告人回国后，提供了大量关键信息，协助破获多起大案，追回数亿元资金，阻止了多起正在进行的诈骗。这是否应该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

公诉人反驳：“功是功，过是过。他协助破案，是因为他手里有犯罪证据——而这些证据，正是他参与犯罪的结果。不能因为小偷交出了赃物，就认为他偷窃的行为值得称赞。更何况，他的‘贡献’与造成的损害相比，微不足道。”

程俊杰作为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个折中观点：“从纯粹的技术治理角度，危暐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对诈骗技术的理解深度，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能将这种‘深度’用于反诈，理论上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率。但问题是：我们能否信任一个犯下如此重罪的人？如何防止他再次作恶？”

这个问题，也是法庭需要裁决的核心矛盾。

最后一位技术证人是韦晖——通过监狱视频连线出庭。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虽然画面做了面部模糊处理。

“我和危暐走的是相似的路，但不同的方向。”韦晖的声音经过处理，但平静清晰，“我们都曾是诈骗集团的技术核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区别在于，我是在被抓后才开始赎罪，而他是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案。”

“从技术角度看，危暐的能力在我之上。他设计的系统更精密、更高效。如果他真心悔改，他在反诈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绕过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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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问：“依你看，应该如何平衡这种潜力和风险？”

韦晖沉默了几秒：“我认为，可以建立‘双盲技术赎罪机制’。他在监狱中开发反诈算法，但不能知道这些算法用在哪些具体系统上；系统使用他的算法，但不能让他接触实际数据。同时，他的所有产出，必须经过至少三道独立审查。这样，既利用了他的知识，又控制了他的风险。我在监狱里，现在就是在这种机制下工作。”

这个提议引起了讨论。公诉人质疑可行性，辩护律师认为这是“将功赎罪”的具体路径。

周正明法官让书记员详细记录。

（八）最终陈述：罪人的独白与检察官的诉求

庭审进入最后阶段。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危暐站起来。他要求不拿稿子，脱稿陈述。

“四年三个月前，我离开中国时，我母亲在机场哭，说‘早点回来’。我妻子怀孕六个月，说‘我和孩子等你’。我对自己说，去赚两年钱就回来，让家人过好日子。”

“四年三个月，我赚了很多钱，但失去了所有。母亲到死没见我最后一面，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我，父亲含恨而终。而我，从一个被组织培养的技术骨干，变成了害死九个人的罪人。”

他停顿，控制情绪。

“在缅甸的每一天，我都在自我欺骗。我说‘我只是做技术’，但我的技术让骗子骗了五十多亿。我说‘那些人自杀是他们脆弱’，但我知道是我的系统把他们逼到绝境。我说‘我赚了钱就收手’，但我越赚越多，越陷越深。”

“直到张坚先生自杀的消息传来。那是我经手的案子，我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资料——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党员，一个认真工作一辈子的人。我的系统标记他‘心理承受能力强，可施加高压’，于是骗子们轮番上阵，把他逼死了。”

危暐的声音开始哽咽：“那天晚上，我梦见我父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醒了，一身冷汗。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我设计的系统去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我会怎么样？而我，正在做这样的事。”

“我开始整理罪证，准备自首。但集团发现了，他们威胁要杀我全家。我退缩了，又干了半年。直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我再不回头，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各位法官，我知道我的罪行该判死刑。我接受。但我恳请，如果给我活着的机会，让我用剩下的生命赎罪。不是在监狱里浑浑噩噩等死，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我的技术去对抗我曾经助长的罪恶。”

“这不是为了减刑，是为了让我死的时候，能稍微心安一点。让我到了那边，见到张坚先生他们，能说一句‘对不起，我后来做了些好事’。”

说完，他深深鞠躬，久久不起。

接着是公诉人做最后陈述，请求法庭依法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