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对不起。”

他先定了调，然后才缓缓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千钧锤炼：

“您的这个要求，请恕我李明阳……不能答应。”

他提到了临海市的人民，将个人的请求与民众的意志对立起来：

“张明龙在临海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天理难容！我作为临海市的父母官，如果今天因为您的一个电话，就答应将他移交给京都，那么，临海市几百万双眼睛会怎么看我？那些被他残害的受害者家属会如何悲愤？他们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李明阳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这个千古罪名，我担待不起，我的良心更不允许我这么做！”

他最后给出了一个在法理和人情之间，他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通融”：

“张老，我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安排你们亲属，与他见上一面。除此之外，关于案件审理的一切，都必须严格依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在临海市进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番话说完，电话两端，同时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沉默，沉重得仿佛能压垮空气。一边，是功勋卓着却晚节堪忧的老者，被彻底拒绝后的无言以对；另一边，是坚守底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年轻官员，在完成原则性表态后的凝重与决绝。电话线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只剩下彼此压抑的呼吸声，在无声地较量着。

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良久，久到李明阳几乎能透过听筒，感受到那位老人沉重而艰难的呼吸。最终，张震霆的声音再次传来，那原本中气十足的嗓音此刻显得异常苍老和沙哑，仿佛带着最后一丝不甘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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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就再也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了吗？”

这声音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强势或恳求，更像是一种在认清现实前的最后确认，带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无力感。

李明阳心中并无半分得意，反而对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生出一丝复杂的怜悯。但他深知，此刻任何一丝犹豫和退让，都是对法律的亵渎，对受害者的不公。他的声音依旧坚定，如同磐石，却比之前更多了一份推心置腹的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