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徐卓远答得干脆，“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重生前，我对谈恋爱没兴趣。”

“那现在呢？”封瑶仰头看他。

“现在只对你有兴趣。”徐卓远靠近她耳边，声音压低，“封瑶同学，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了。”

他的气息拂过耳廓，封瑶的耳朵瞬间红了。“徐卓远，你学坏了。”

“跟你学的。”他笑得温柔。

两人回到徐家时，林静云已经准备好了午饭。吃饭时，徐卓远提起下周的同学聚会。

“同学会好啊。”林静云很高兴，“小远以前总不去这些活动，现在愿意去了，是好事。”

徐建国却问：“周老的孙女回来了？”

“嗯，刚在小区碰到。”徐卓远夹了块排骨给封瑶，“下周末聚会她也在。”

徐建国点点头，没再多说。但饭后，他单独把徐卓远叫到阳台。

“爸？”

徐建国点了支烟——他戒烟多年，只有特别的时候才会抽一支。“周雨薇那孩子，挺能干。她爷爷跟我提过几次，说她对你有意思。”

徐卓远没想到父亲会说这个：“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有瑶瑶。”

“我知道。”徐建国吐出一口烟，“就是提醒你，处理好关系。那孩子要强，别让人家难堪。”

“我明白。”

徐建国看着儿子，忽然笑了：“你妈说你这趟回来变了，我还不信。现在看，是真变了。”他拍拍徐卓远的肩，“知道珍惜眼前人，比你爸强。当年我差点把你妈气跑，好在最后追回来了。”

这是徐卓远第一次听父亲说起这些。“您和妈……”

“年轻时的糊涂账。”徐建国摆摆手，“总之，对封瑶好点。那姑娘眼神干净，是个好孩子。”

“我会的。”

周日下午，封瑶和徐卓远去了北大。校园里学生已经放假，显得安静许多。钟教授的办公室在历史系老楼三层，窗外能看到未名湖的一角。

钟明远教授五十出头，气质儒雅，戴一副金边眼镜。听完封瑶的研究设想，他点头赞许：“陆文渊这个选题很有价值。留德归国工程师群体在五十年代的作用，确实被低估了。”

“我们查到一些线索，”徐卓远谨慎地说，“陆文渊的档案可能曾存放在北大的某个研究点，代号‘红砖楼’。钟教授，您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钟明远的表情有细微的变化。他摘下眼镜，慢慢擦拭：“红砖楼……那是我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我父亲钟明德，六十年代初参与过一个保密研究项目，地点就在未名湖北岸的红砖楼。”钟明远重新戴上眼镜，目光深远，“我那时候还小，只知道父亲常常深夜才回家，书房的灯亮到天亮。他不说是什么工作，我们也不问。”

“那后来呢？”封瑶轻声问。

“六六年，项目突然中止。红砖楼关闭，所有资料封存。”钟明远的声音低了下去，“我父亲被下放到湖北干校，七三年才回来，身体已经垮了。他带回来的东西很少，其中有一个铁皮盒子，说是项目同事托他保管的。”

徐卓远和封瑶屏住呼吸。

“父亲临终前，把盒子交给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红砖楼的事，就把盒子交给该给的人。”钟明远看向他们，“三十年了，你们是第一个来问的人。”

“盒子还在吗？”徐卓远问。

钟明远起身，从书柜最上层取下一个老旧的铁皮盒，表面已经有些锈迹。他轻轻放在桌上：“我没打开过。父亲说，里面的东西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他，属于历史。”

封瑶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里面没有档案，只有一本皮革封面的日记本，和几张泛黄的照片。

日记本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三个字：陆文渊。

照片里，一个穿着白衬衫、面容清俊的年轻人站在柏林工业大学门前，笑容明朗。另一张是他和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合影，背景是莱茵河。最后一张，是他站在红砖楼前的单人照，神情肃穆，眼里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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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卓远翻开日记本，第一页的日期是1950年9月12日，地点柏林。

“今天在图书馆遇到安娜，她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来德国学工程。我说，为了回家后，能建一座不会被炸毁的桥。”

封瑶凑过来一起看，轻声念出下一段：“安娜不理解。她说德国现在也需要重建，为什么不留下？我说，因为我的河流在东方。”

日记一页页翻过，记录了一个年轻工程师在异国的求学时光，对祖国的思念，以及1952年毅然回国的决定。回国后的部分更加详细，写他在红砖楼参与的项目，遇到的困难，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与热情。

翻到最后一篇日记，日期停在1966年3月18日。

“项目被叫停了。上级说我们方向错误，劳民伤财。八年心血，付之东流。但我不后悔。科学没有错，建设祖国没有错。只是时代的风向变了，我们这些帆船，只能暂时收帆。

“把日记交给明德保管。他说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天。希望那时，有人能看到这些字，知道曾有一群人，在困顿的年代里，试图为这个国家点亮一盏灯。

“灯可能会熄灭，但点火的人，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