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胜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旁边的矿工们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开始说自家的情况。

有的说家里孩子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有的说煤矿关停后跑到外地打工被拖欠工资又跑了回来，有的说自己因为长期下矿得了尘肺病，现在每天都要吃药却连药费都凑不齐。

姜永辉站在人群中间，一一记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和情况。

他记笔记的速度很快，字迹潦草却一丝不苟，每记完一个人就郑重地点一下头，说一句“我记下了”。

孙磊站在一旁，看着姜永辉被矿工们团团围住却毫不在意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他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见过不少领导下基层，但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领导敢一个人走进两千人的怒火中心，然后弯下腰，认认真真地听每一个最底层的人说出自己的诉求。

姜永辉记了大约二十几个人的情况后，合上笔记本，重新站直了身体。

他环顾了一圈围在身边的工人们，然后开口说道：“工友们，你们的情况我都记下来了，但是这么多人，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听你们说完，不是我不愿意听，而是时间不够，我需要尽快把你们反映的问题梳理清楚，然后拿出解决方案。”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建议你们选出几个代表来，跟我到县政府会议室里坐下来谈，你们有什么诉求，一条一条地说清楚，我能答应的，当场给你们答复，我答应不了的，我记下来向市委汇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矿工们互相看了看，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

一个四十来岁、面色黝黑的汉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看着姜永辉说道：“姜书记，我叫赵大山，以前是永兴煤矿采煤队的班长，您刚才说的话，我们信，我们选代表，跟您进去谈。”

姜永辉看着他，问道：“你是班长？那你对矿上的情况应该很了解。”

赵大山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红：“姜书记，我当了十二年班长，矿关停的时候，我跟弟兄们说，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补偿款肯定会发的，结果等了半年，一分钱没见着，弟兄们骂我是骗子，我心里比谁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