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心领神会的三司使韩绛，即刻出列。他并未激烈抗辩，而是采取了一种引经据典、将皇帝置于道义制高点的劝进方式：

“陛下！陛下笃念亲情，此乃天地至性，仁君之本，臣等感同身受，岂有他议？”

他先高度肯定皇帝的仁德，随即话锋巧妙一转，

“然，陛下亦深知，天子无私事，家事即国事。昔年太宗皇帝有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今岐王殿下远行，非为私计，实为宣示陛下教化万民之圣德，天下称颂，皆言陛下圣明，岐王贤能。此正乃天家为天下表率之盛事也！”

他见皇帝凝神倾听，继续深入，语气恳切：

“今灵渠之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乎百万生民之生计，朝廷税赋之根本。

若此等利国利民之盛举，天家反无尊者临之，臣……臣恐四海百姓，不谓陛下仁爱，反疑天家……不与士庶同其甘苦啊！

此非臣等所愿见，亦恐非陛下圣心之所安也！伏望陛下，为江山社稷计，为天家清誉计，圣断允准！”

韩绛这番话，将“派宗室出京”从“皇帝的个人要求”，升华为了“维护皇室集体声誉和统治合法性的国家需要”，滴水不漏。

紧接着，枢密使文彦博出列，以更为沉稳老练的语气，从历史经验角度加以佐证：

“陛下，韩计相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论。

老臣愚见，宗室之安，非在深居简出，而在与国同休戚。

若使宗室贤者，皆能如岐王殿下般，为国宣劳，建功立业，则天下归心，社稷永固。

反之，若使宗室坐享富贵，于国无功，非但易生骄惰，亦恐为后世史笔所讥。此非爱之，实乃害之也。陛下圣明，必能察之。”

文彦博将“外放”诠释为对宗室的“锻炼”和“保护”，彻底堵死了“怜惜宗室”的退路。

随后，宰相韩琦作为百官之首，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将个人意见包装成集体共识：

“陛下，韩绛、文彦博二臣所言，深合臣心，亦当为在朝诸公之公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