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乃理清是‘故杀’还是‘斗杀’。观其情节，赵天禄先行挑衅，双方互殴致死，或可定为‘斗杀’，如此则刑责大有不同。”

韩缜作为地主，反而话最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倾听记录，关键时刻才补充一些案发细节，确保讨论不偏离事实太远。他的核心目标已经达到：让各方观点充分碰撞，将矛盾暴露出来。

争论持续数日。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原心定罪”的经典训条下，杂议达成一个妥协方案：

认定陈大、陈二构成“斗殴杀人”，但被害人赵天禄有重大过错，且兄弟二人事后有自首情节（按律可减等），故量刑上予以极大宽宥，判处兄弟二人流三千里，遇赦不赦。

这个结果，既维护了“杀人偿命”的法律尊严（流放亦是重刑），又体现了“法外施仁”的皇帝恩典，堪堪堵住了各方的嘴。

开封府尹韩缜请求“杂议”的奏疏送达政事堂后，实际主持日常政务的次相曾公亮与韩琦进行了商议。

曾公亮的判断非常实际且老辣，他对文彦博，吕公弼分析道：

“陈家庄一案，民怨沸腾，太学清议汹涌，此乃当前第一要务，须即刻平息，以防滋生事端。

韩缜所请‘杂议’，可准，此为司法程序，彰显公正。然其所谓‘研拟禁绝高利贷新策’，缓不济急，且易横生枝节。

当务之急，绝非空谈长远，而是依据《宋刑统》明载之律条，对京畿之地犯有确凿恶行的钱庄、豪强，予以一次雷厉风行的严惩！

必须如此，既可迅速回应民怨，震慑不法，亦能向天下表明朝廷整饬纲纪之决心。”

这一策略得到了共识。他们给皇帝的奏议核心明确而具体：

“伏请陛下敕令开封府、御史台、刑部，即行督饬京畿各路州县。

依据《宋刑统》中‘负债强牵财物’、‘以良人为奴婢质债’、‘违契不偿’等律条，对民间放贷取息中‘强夺民产、通良为贱、利过本契’等确凿无疑的犯法之行，立即查拿，从严惩处，以儆效尤。

务求速效，以安民心。”

此策的精妙在于：

绝对的政治正确：完全在《宋刑统》的既有法律框架内行事，打击的是“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士大夫都无法从“法理”上反对。

精准的目标锁定：只严惩民愤最大、证据最确凿的“典型”，如逼人为奴、强占田宅者，避免打击面扩大，引发整个行业的恐慌性对抗。

迅速的成效导向：通过一次短促、有力的司法惩戒行动，快速平息舆论，稳定局面，这是经验丰富的官僚集团最擅长也最优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