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我朝文物之盛，礼乐之昌，冠绝古今，正可借此‘文华’之台，彰我气象，折其僭越之念。

此行可往，然须持重。”

明确表态接受，但强调策略。

“使团人选，当以德高学粹、器识宏远者为帅，辅以博通经史、精于辞章之士。

此行非为口舌之辩，乃为昭示我华夏衣冠礼仪之正，使彼知‘华夷’之别有自来也，或可收‘修文德以来之’之奇效。”

提出具体方略，将“文化交流”定位为更高层次的“文化展示”与“教化”。

他最后写道：

“陛下咨议及臣，臣敢不竭诚以对？愚见如此，伏惟圣裁。”

既回应了皇帝的尊重，也保持了臣子的本分。

吹干墨迹，欧阳修封好奏表，命人以加急快马送回汴京。

他望向南方，目光坚定。这场由汴京掀起的思想风暴，终于要吹向更辽阔的天地了。

西京洛阳独乐园

与此同时，洛阳独乐园的书局中，烛火通明。

司马光正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为《资治通鉴》的某一卷做着批注。

自汴京“知行之辩”后，他更加沉默，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这部注定传世的巨着之中。

对他而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立言”。

当家人送来京师急件时，司马光的神情没有丝毫波动。

他平静地拆阅，花的时间比欧阳修更长，读得更细。尤其是赵顼那封“咨议”手诏，他反复看了三遍。

他放下文书，缓缓起身，走到院中。月华如水，洒在园中的竹林上，一片清冷。

与欧阳修不同，司马光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被侵犯的愤怒。

“夷狄而效中国之礼，僭也！”

他心中响起《春秋》的断语。辽国修《辽礼》，办文会，在他看来，是最恶劣的“窃礼”行为，是对儒家道统最根本的挑战。

赵顼之前的“知行本体”论，虽与他的“格物致知”路径不同，尚属儒学内部的争论；而辽国之举，则是内外之防、华夷大义的生死线。

然而，正是这条“生死线”，给了他一个绝地反击的舞台。

汴京的舆论场，皇帝凭借更高的哲学架构和太学青年的支持，暂时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