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士子面色苍白地对其同窗道：

“《春秋》大义，首在华夷之辨。如今辽主竟欲与我等论礼乐，此乃窃礼！

若使其得逞，则华夏、夷狄之防何在？圣人之道何存？此非一姓一国之兴亡，实乃天下道统之绝续！”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那是信仰根基被动摇的恐惧。

另一位较为务实的学官则叹息：

“以往只知其强于弓马，如今观其国书，文辞斐然，引经据典，绝非吴下阿蒙。

其志不在小，意在与我朝争正统！若天下士人见北朝亦可行周孔之礼，则心志必然动摇，谁还愿为我大宋效死？”

即便是最保守、对变法颇有微词的旧党中人，在此事上也迅速与朝中的改革派达成了共识。

一位致仕的老翰林在家中对子弟慨叹：

“内政之争，乃兄弟阋墙；然辽国之患，实为衣冠存亡！

此刻若再拘泥于新旧是非，则真可谓不识大体，愧对先贤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各种声音开始汇聚，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战！必须战！”——这不再是军事层面的呐喊，而是文化卫道的呼声。

“官家，快下旨吧！让欧阳公、司马公他们北上，叫那辽主晓得，甚么才是真正的天朝气象！”

“光是辩经还不够，咱大宋的军备、财用也得跟上！

否则，辩赢了，人家刀子架过来，还是得认怂！”

——民间智慧开始自发地将“文治”与“武功”联系起来。

至此，赵顼的布局，收到了远超预期的效果。

他成功地借助辽国的“文攻”，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植入大宋从上到下的每一个阶层。

过去只有他和少数精英看到的“变法的必要性”，如今成了贩夫走卒都能感知的切肤之痛。

改革，不再是他赵顼一意孤行的“折腾”，而是应对存亡威胁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