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御史话虽刺耳，可他问的，哪一句不是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实话？”

茶馆里顿时一片附和之声。

另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话：

“说得在理！咱们行商讲究个‘眼见为实’。

往年朝廷总说西夏是‘疥癣之疾’，可咱们往西北走的商队，哪年不被盘剥、劫掠？

若真如舒御史所言，这‘疥癣’已成了‘心腹大患’，那朝廷早该想法子！

光靠骂人，可骂不退党项骑兵！”

那位太学生顿时语塞。

他发现，以往无往不利的“圣贤道理”，在这些结合了现实感受的诘问面前，变得如此空洞无力。

守旧派师长们“理屈词穷便以势压人”的姿态，在年轻学子眼中，不再是德高望重，反而成了“颟顸无能”的明证。

舒亶的形象，在年轻士子心中悄然转变。

从一个“酷吏”、“幸臣”，变成了一个“敢言人所不敢言”、“直面惨淡现实”的孤勇者。

这种“反面教材”的效应，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猛烈。

守旧派的激烈反应，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士大夫集团深藏的裂痕：

务实派（如曾布、章惇等中书门下新生代）：

虽未公开表态，但在私人场合，对舒亶的“敢言”表示欣赏，认为“早该有人戳破这层窗户纸了”。

中间派：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翻阅典籍，审视西北奏报，第一次认真思考“西夏问题”到底严重到何种地步。

舒亶的“六问”和守旧派的“三板斧”对比，高下立判。

底层官员与士子：长期受困于信息不畅和升迁无望，舒亶的言论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和思考的新方向。

“消极害义”四个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他们心中对上官“清谈误事”的长期不满。

最显着的变化是，“西夏”不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令人沮丧的话题。

它成了从庙堂到市井都可以公开议论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