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大宋官家赵顼与三司使、他的潜邸旧臣韩绛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紫檀木茶案。

案上除了一套定窑白瓷茶具，还摊放着一份昨日刚从樊楼流传出来、如今已轰动京师的文稿——王安石所作的《问儒》。

韩绛已沉默良久。

他手中的茶早已凉透，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

作为三司使，总掌天下财赋，他每日面对的是捉襟见肘的国库、是各处催要粮饷的紧急文书、是推行新法过程中盘根错节的利益阻力。

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一套能让他理直气壮去“理财”、去“兴利”的理论武器。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字字句句，几乎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足食足兵之‘实’……制民之产之术……公利即大义……”

这些话语，在他脑中轰鸣。

他仿佛看到自己日后在朝堂之上，面对那些斥责他“言利”的御史清流时，可以如何引经据典、掷地有声地反击。

这篇文章，给他的不仅是道理，更是底气。

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在他胸中激荡，那是一种在黑暗中跋涉良久，终于看到前方灯塔光芒的振奋。

然而，在这振奋之下，却有一丝更深沉的忧虑，如冰线般缠绕着他的心。

这文章的道理太正，锋芒太利，如同出鞘的绝世宝剑，光华璀璨，却也极易伤人伤己。

它将“修德”与“事功”截然对立，将朝中一大批重臣（包括一些他必须共事、甚至心存敬重的人）置于“空谈误国”的位置上。

这会激起多大的反弹？

会带来多烈的党争？

会否让原本就艰难的国事，平添无数意想不到的波折？

韩绛的指尖在微凉的白瓷杯壁上无意识地摩挲着。

他深知，这篇文章一旦被奉为圭臬，朝堂之上将再无宁日。

他韩绛，作为皇帝的股肱、新法的坚定执行者，将被无可避免地推向风口浪尖，与王安石的学说牢牢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