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像一道枷锁，锁住了他们最擅长的“道德文章”和“义理之辩”。

他们不能再靠空泛的“修德”、“仁义”来驳斥对手，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关于西夏的“强弱实情”和“成败方略”。

而这，恰恰是他们的短板。一些人开始被迫研究他们不屑一顾的“夷务”，更多人则感到巨大的失落和愤懑，认为圣学旁落。

中间派与太学生：

方向骤明，纷纷转向。

皇帝的御批如同灯塔，驱散了年轻人眼前的迷雾。

原来，报效国家不在于能写多华美的道德文章，而在于能否厘清边境屯田的亩产、分析西夏各军司的兵力虚实、提出巩固城防的具体工事方案。

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将兴趣转向地理、兵制、财政等“实学”，整个士林的风气为之一变。

边疆大吏（如吕公弼）：

长舒一口气，倍感振奋。

他们最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也最厌恶朝中脱离实际的清谈。

如今皇帝明确要求“实情”和“方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一线经验终于有了直达天听、并且会被重视的通道。

他们奏报的积极性和针对性将大大提高。

赵顽此举，完成了一次极其漂亮的“收官”。

引爆争论：他默许甚至推动了舒亶、王安石的文章传播，成功引爆了思想界的火药桶，打破了旧有的话语霸权。

展示包容：他将司马光的文章一并刊发，展示了“兼听”的胸怀，安抚了保守派情绪，避免了过早的激烈对抗。

御笔定调：在争论达到高潮、众人无所适从之际，他亲自下场，不是评判文章高下，而是订立游戏规则，将无穷无尽的思想辩论，引导至解决具体国家战略的轨道上来。

他不再是争论的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议程的设置者、最终成果的验收者。

他将一场可能撕裂朝堂的思想风暴，成功地转化为一场围绕“西夏问题”的“解决方案征集大赛”。

至此，熙宁初年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大辩论，在皇帝轻描淡写却又力重千钧的御批中，落下了第一阶段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