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洛阳-潼关，约二百八十里）：

地势渐高，多走陆路官道。日行约四十里。过崤山、函谷，韩琦多次下车，亲自查看古关隘遗址，与随行的将校讨论攻守之事。

他常屏退左右，独自立于残垣断壁之上，望西风卷过黄土塬，良久不语。

只有最亲近的老家将知道，相公又在想庆历年间，与范仲淹在此地经营防务的往事了。

那些故人多已零落，惟余自己，白发挂帅，再临边关。

第三阶段（潼关-永兴军长安，约一百八十里）：

进入关中平原，但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前线后方”。

日行约六十里，加快速度。

沿途军驿明显增多，巡骑往来频繁，气氛骤然紧张。

韩琦下令，全军披甲行军，斥候放出二十里。

他开始更频繁地召见来自鄜延、环庆、泾原等路的信使，直接听取前线最细微的动静——夏军游骑出没的频次，某个堡寨修补的进度，甚至是将领间几句不经意的口角。

他的案头渐渐被陕西诸路的山川地理详图、军力布防册、粮仓位置图所覆盖。

行程并非一帆风顺，六月底七月初的天气，时而酷暑难当，时而暴雨倾盆。

韩琦年事已高，连日的颠簸与殚精竭虑，使他偶染微恙，咳嗽不止。

随行医官再三恳请缓行，他只摆摆手，服下一剂汤药，便又靠在车中，借着小窗透入的天光，凝视地图上“大顺城”、“绥德”这几个被朱笔反复圈点的名字。

“梁乙埋……此刻在做什么？”

他有时会低声自问，地图上代表西夏军力的赤色小旗，正隐隐在横山以北汇聚。

他知道自己这番大张旗鼓的西行，对方必然知晓。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对手看清自己的来路，算准自己的行程，然后陷入更深的不安与算计。

阳谋之妙，就在于一切摆在明处，让你看得到，却破不了。

七月流火，节气悄然更迭。

当韩琦的车驾终于望见渭水南岸、那座雄踞关中的千古帝京——长安的轮廓时，已是七月初十午后。

永兴军（长安）城外，早已是另一番景象。

陕西诸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一路监司大员，鄜延路种谔、环庆路刘昌祚、秦风路（暂代）郭逵等统兵大将，乃至泾原、熙河等路的重要属官、将领代表，齐集城外十里长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