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日，余震不时袭来，虽然强度渐弱，但每一次颤动都如同重锤，敲打在汴京百万军民本就紧绷的神经上。

恐慌如同瘟疫般在街巷间蔓延，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

“地龙连连翻身，这是上天降罚的征兆啊！”

“听说河北大旱时，司天监就有密奏，言‘政失其道，阴阳失调’……”

“韩相公年事已高，文枢相……唉，怕是朝廷近来举措，有违天和，才招致如此连番灾异啊……”

这些流言，表面指向宰执辅臣，但稍通世故者都心知肚明，在“君权神授”的框架下，最终的责任矛头，必然指向紫宸殿中的天子。

一些原本就对“熙宁新政”流露出的苗头心存不满、或与韩琦等执政老臣有宿怨旧隙的官员（尤以台谏言官和自诩清流者为主）

开始按捺不住，奏章如雪片般飞入通进银台司，虽措辞含蓄，却暗藏机锋：

“臣闻，天变不远，鉴在德政。今灾异迭见，地震连年，河北尤甚，此岂偶然？

或恐政令有扰阴阳之和，用人未协中外之望，伏乞陛下垂询辅臣，深究其由，上答天戒……”

“宰辅之职，上理阴阳，下抚黎元。然京师震动，民心惶惶，臣恐燮理之功有亏，致干天和。乞陛下明察……”

这些奏章，像一根根浸了毒的芒刺，虽未直斥皇帝，却巧妙地将天灾与“政令”、“用人”、“燮理”挂钩，将压力层层传递至中枢，尤其是具体负责政务的韩琦、文彦博等人身上。

一股要求追责、反思政策的暗流，开始在朝堂之下汹涌澎湃。若任其发展，不仅救灾效率将大打折扣，更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党争内耗，将朝廷的精力彻底拖入无休止的互相攻讦之中。

赵顼身居九重，但通过皇城司无孔不入的密报，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他年轻的脸庞上，双眉紧锁，充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重和压抑愤怒。

他清楚地意识到，此刻，需要有人站出来，以最无可挑剔的方式，扛下这“天谴”的名义，才能稳住即将失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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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十，傍晚时分，残阳如血。

赵顼屏退左右，独自在福宁殿后室沐浴更衣，换上了一身没有任何纹饰的素白冠服。他未乘銮驾，只带着李宪等少数绝对心腹内侍，悄然出了宫门，穿过暮色笼罩的御街，直往太庙而去。

皇帝素服前往太庙！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政治信号，迅速在敏感的汴京官场传开。

庄严肃穆的太庙内，列祖列宗的牌位在烛光映照下肃然无声。赵顼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的神位前，逐一焚香，行最庄重的三跪九叩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