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既已下诏罪己，正应收敛锋芒，固本培元，修德以俟天时。如今在边境兴筑大城，耗费巨万，确易授人以柄，引人非议啊。

若因此再启边衅，岂非辜负了上天示警之意？”

另一位老成的官员接口道：“君实兄（司马光字），我亦闻西夏此番颇有‘诚意’，似有罢兵休战之意。

若我朝能顺势而下，暂缓绥州工役，换取边境数年安宁，使河北得以喘息，国库得以纾困，未尝不是一时权宜之策。

陛下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固然可嘉，然‘国虽大，好战必亡’，古有明训啊。”

司马光静静地听着，手中捻动着佛珠，面色沉静如水。

他并未附和那些市井流言，但友人与门生的忧虑，却深深触动了他内心一贯坚持的理念。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市井之言，虽多荒诞，不足为信。然其言亦非全无因由。”

他顿了顿，继续道：

“《春秋》之大义，在于责君。陛下罪己，乃是人君遇灾知惧之正道，天下臣民皆应感佩。

然，罪己之后，更当修德践行，以实应天。如今河北疮痍未复，生民困苦，正该是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之时。

若此时仍执着于边功，倾天下之财以筑一城，虽曰自卫，其举动之巨，难免引人侧目，恐非所以答天戒、安民心也。”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皇帝，而是从更高的“天道”和“治国之道”的层面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