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个报社的记者都到了。”

狄秋的声音压得很低，“旁听席前排留了位置，按你说的，半岛酒店派车接的。”

何曜宗发动了车子。

引擎低吼着汇入车流，像一头潜入深水的兽。

“法官那边……”

“老规矩。”

狄秋打断他，“陪审团名单今早才最终确定，七个人里有四个上个月刚在玛利诺修院学校听完法治讲座——主讲人是律政司副司长。”

红灯亮起。

何曜宗踩下刹车，看见街对面茶餐厅的玻璃窗后，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正盯着他的车牌。

其中一个抬起手腕看表，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升格镜头。

“政治部的人还在盯你？”

狄秋问。

“从离开律师楼就跟上了。”

何曜宗松开领带结，“白色丰田，车牌尾数27。

副驾驶那个留山羊胡的，上个月在湾仔码头搜过我们的货柜。”

绿灯亮了。

后车按响喇叭，急促得像心跳。

“要甩掉吗？”

“不必。”

何曜宗打了左转向灯，“让他们跟。

跟得越紧，下午在法庭上就越难撇清关系。”

车子拐进云咸街，林荫把阳光剪成碎片洒在挡风玻璃上。

山羊胡那辆车果然也跟着拐了进来，保持着三十米的距离，不紧不慢。

“陈天衣有句话没说错。”

何曜宗忽然开口，“这场官司赢不了——至少按他们定义的‘赢’来说，赢不了。”

狄秋在电话里笑了，笑声干涩得像揉皱的牛皮纸。”我们本来就不是去赢的。”

“是去掀桌子的。”

何曜宗接上后半句。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盖子弹开的脆响。

狄秋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气时带出那句话：“桌子掀了，总得有人摔碎几副碗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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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的钟楼敲响十二点。

钟声隔着车窗玻璃传进来，闷闷的，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气泡。

“我去接蒋先生。”

何曜宗说，“三点整，高等法院见。”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后视镜里，那辆白色丰田依然咬着不放。

山羊胡正在对步话机说着什么，嘴唇翕动的节奏让何曜宗想起多年前在伦敦旁听的一场庭审——那个被指控叛国的外交官，在最后陈述时也是这样翕动着嘴唇，念一段没人相信的辩词。

冷气出风口嘶嘶地吐着白雾。

何曜宗调高了温度。

他知道下午的法庭里会很冷，那种刻意维持的、象征司法庄严的低温。

旁听席的硬木长椅会冰得刺骨，记者们的相机快门会响成一片寒颤。

但他更知道，当法官敲下法槌，当政治部主官被当庭宣布驱逐出境的那一刻——

整个港岛都会听见，某堵高墙裂开第一道缝的声音。

车子驶入半山隧道。

黑暗吞没车窗的瞬间，何曜宗最后瞥了一眼后视镜。

那辆白色丰田的尾灯，在隧道口亮成两点猩红。

像不肯闭合的眼睛。

听筒里传来狄秋沙哑的嗓音。

“秋哥，安排妥了。”

“不出意外，下午政治部那几个洋人就得卷铺盖走人。”

“要我做什么？”

狄秋答得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