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第一次意识到“好好好”这三个字有重量，是在他四十岁那年。

那天傍晚，他刚从车间下班，浑身还带着机油和汗水的味道，自行车铃叮铃哐啷响着拐进家属院。还没到楼门口，就看见妻子王秀兰站在晾衣绳底下，手里攥着件没拧干的衬衫，脸上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紧绷——那通常意味着有麻烦，而且是需要他来解决的麻烦。

“回来了？”王秀兰的声音有点飘，不像平时那样会先抱怨他回来晚了。

老周支好自行车，心里咯噔一下：“咋了？”

“儿子班主任刚才来电话了。”王秀兰把衬衫往盆里一扔，水花溅在水泥地上，“说小伟在学校跟人打架，把人推倒了，那孩子胳膊蹭破点皮，家长不依不饶，让明天去学校一趟。”

老周的眉头立刻拧成个疙瘩。小伟今年上初二，正是半大不小、管不住自己的年纪。他叹口气，蹲在地上摸出烟盒，刚想点一根，被王秀兰一把夺过去：“还抽！就知道抽！明天去了怎么说？人家长要是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能怎么办？”老周的声音有点闷，“去了先给人道歉，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孩子犯错了，咱当父母的总得担着。”

“担着？”王秀兰的声音陡然拔高，“你倒是说得轻巧！上个月刚给你妈寄了医药费，这月工资还没发，哪来的钱赔？再说小伟那性子，跟你一个样，闷葫芦似的，问他啥都不说，我看就是欠揍！”

老周没接话。他知道王秀兰不是真要揍孩子，她就是急的。他也急，但急有什么用？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行了，先做饭吧。等小伟回来问问情况。”

“问他？他能说啥？”王秀兰嘟囔着进了厨房，铁锅在灶台上磕出当啷一声响。

晚饭时，小伟低着头扒饭，筷子把碗底戳得当当响。王秀兰瞪了他好几眼，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还是老周先开了口：“今天在学校咋回事？”

小伟的肩膀缩了一下，声音跟蚊子似的：“他骂我。”

“骂你你就打人？”王秀兰忍不住了，“你就不会告诉老师？”

“他骂我爸是臭工人，说我们家穷……”小伟的眼泪啪嗒掉在碗里，“我就推了他一下，谁知道他自己摔倒了。”

老周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他沉默了半天，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小伟碗里：“吃饭吧。明天爸跟你去学校。”

那一晚，老周没怎么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根绷紧的弦。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车间里被老师傅骂，说他手脚笨，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没敢还嘴，只是把气憋在心里，闷头干活。后来娶了王秀兰，她总说他太老实，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吭声，可他总觉得，过日子嘛，忍一忍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