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之前的司法系统，骨子里还是朝廷那套旧骨架：廷尉掌天下刑狱，到了地方，太守、县令便是律法的“天”，谁有罪、谁无辜，全凭他们一句话定夺。

徐州虽明面上规定“郡县司法有专人负责，太守县令不得干涉”，但司法人员终究是地方主官的下属，即便主官不施压，他们也难免会下意识地揣度上意、曲意逢迎——这是人性，非靠几句规定就能扭转。如此一来，司法与朝廷旧制又有何异？

曹铄心中的想法是：太守、县令只管辖区的农桑、赋税、工商、民生，司法、监察皆需剥离出来，管得太多，权力便会膨胀，最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沦为“谁权大谁说了算”的丛林法则。

黄权清廉正直，历史上为阻止刘备入蜀，曾苦口婆心劝谏刘璋，可见其有原则、敢直言。这样的人，恰恰是司法系统最需要的。

这日，曹铄在书房召见黄权，开门见山：“公衡，我打算彻底推行司法独立，让律法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准绳，而非某些人的工具，我打算成立一个警察部……”

“警察”二字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华夏古代，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一词实际上是清末从日本引入的。

“警”和“察”在中国古代是分开使用的，分别有“警戒、警示”和“观察、监察”的意思。例如，周朝有“司民”“司虣”等官职负责治安，但并未组合成“警察”一词。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借用汉字“警”和“察”组合成“警察”一词，用以翻译西方的“police”概念，并建立了现代警察制度。

19世纪末，清朝在推行新政时，通过袁世凯等人学习日本的警政制度，首次在天津等地设立“巡警局”，并逐渐采用“警察”这一名称。

1902年，袁世凯参照日本模式制定警务章程，但清政府官方机构仍多用“巡警”而非“警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将“巡警”改为“警察”，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警察厅，标志着“警察”一词的全面采用。

“警察”二字被选中，主要是因为“警之于先，察之於后”的含义与维护治安、预防犯罪的职能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