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留下的，百姓不会眼红；可若借着官位巧取豪夺，就容不得含糊。’”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关于“公平”的论述：“寻常百姓想多赚一文钱，得早出晚归、汗流浃背；可手握权力者，想捞钱太容易了——一句批文、一个判词、一次升迁，都可能成为谋利的工具。

普通人没权，就算想贪也没人送；官员有权，就算不想贪，也可能有人硬塞。

既然权力让他们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那让他们多受一份监督，才算真的公平。”

这话传到州府的吏员耳中，有人红了脸，有人松了口气。

那个刚考上吏员的书生，拿着不高的俸禄租住在巷子里，看完报纸后对同乡说：“这下好了，往后谁再怀疑我‘靠关系发财’，我就把公示的财产给他看。”而那个总被人议论“家底太厚”的税吏，却悄悄托人打听“如何把贪墨的银子悄悄还回去”。

“谈天说地”的文章像一阵清风，吹散了辩论中的火气，却让思考扎得更深。

有人开始算自家县令的俸禄够不够买他那顶貂皮帽子，有人开始琢磨驿站的驿丞为何总能收到商人送的茶叶，更有人在茶馆里大声提议：“不光要公示财产，还得年年公示，看看今年比去年多了啥，来路清不清楚！”

卖报的小贩说，这期报纸卖得比刊登大战捷报时还快，不少人买回去后，全家围着认字的人一遍遍读；官府的公告栏前，抄录文章的书生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路过的老妇人都让孙子念给她听。

没人知道“谈天说地”是谁，有人猜是哪个看透世事的老儒，有人猜是州牧府里的谋士，甚至也有人觉得是曹铄本人。

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章里的话钻进了百姓心里，让他们明白：官员的权力不是天生的，是百姓给的；既然给了权力，就该有监督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