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力阻止这批人进入官僚体系，但依然试图通过考核与监督，牢牢掌控其升迁的闸门。

这一切，都落在了梁正的眼中。

他没有干涉杨廷和的具体安排，也默许了刘宇那点“小心思”。他明白，水至清则无鱼，改革需要过程，需要妥协。

只要方向正确，步子迈出去了，便是胜利。

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如何为这株幼苗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成果”。

这一日，梁正在西苑召见了风尘仆仆从西南赶回的周遇吉。

西南大定，周遇吉安排了得力人手暂理军务，自己回京述职，并带来了详尽的善后方略。

君臣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梁正对周遇吉的功绩褒奖有加，但话题很快便转到了更深远的方向。

“遇吉，西南虽平，然土司根深蒂固，非长治久安之道。你在彼处日久，依你之见，除却军事威慑、经济利诱，若要潜移默化，使其渐同内地，当从何处着手？”

梁正问道，他需要来自一线的最真实反馈，来印证和调整自己的策略。

周遇吉沉吟片刻，朗声答道：“陛下，臣在西南，深感其地与内地之别，首在‘教化’不通，言语、文字、习俗迥异，故而隔阂深重。欲使其归心，武力可平一时之乱，经济可稳一时之需，然欲长久，必始于‘教化’。可在各土司交界之要地、新定之区，广设‘社学’，聘通晓苗汉语言之生员，教授汉文，宣讲朝廷德政，传播耕作、医药之术。让苗民子弟自幼便习汉俗，知礼仪，晓律法。同时，可仿实务学堂之例，允诺土司子弟优异者，可入国子监或未来之实务学堂就读，授以官身。如此，数十年后，人心自附。”

他的思路，与梁正的想法不谋而合——不是急于推行风险极高的“改土归流”，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和经济捆绑，进行一场温和而持久的“融合”。

“好！此议甚合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