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时站在案前，手里攥着那沓卷宗，攥得指节发白。“我知道。可那又如何？”

师父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她那时还看不懂的东西，“孙正清，这案子你别查了。别问为什么，为师是在为你好。”

她那时候年轻，骨头还硬，硬到听不进“为你好”这三个字。她攥着卷宗，站在那里，手心全是汗，把卷宗的纸角都洇湿了一小片。她说：“可师傅！君之禄又是为何而来？到头来不还是民吗？为何不查？罗家纵马，按照我朝律法，该由我们大理寺秉公执法才对！”

师父抬起头看她，只是看着孙正清，像在看很多年前的自己，“我们为人臣子，应当食君之禄忧君之忧！”

这话像一面墙，挡在了孙正清面前。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那句话堵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答不上来，因为师父说得对——食君之禄，忧君之忧。

可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答，因为“君之忧”和“民之冤”，有时候不是同一件事。

师父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伸手按了按她攥着卷宗的那只手。那只手很凉，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茧，“正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以为查案就是查案。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案子查到一半，路就断了。不是查不下去，是查下去之后，你连自己都保不住。”

她站在那里，看着师父转身走回案后。

她后来还是查了那桩案子，查到最后，罗家赔了银子，女孩的妹妹得了一笔足够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抚恤。可那个纵马的人，只被罚了三个月俸禄。她站在大理寺门口，看着那束被踩烂的山茶花被风吹散，花瓣落了一地，像是替什么人把没说完的话埋进了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