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清将那截骨头包在帕子里，揣进怀中，一夜没睡。第二天她坐在大理寺的公案后面，对着那份火焚致死的验尸文书，坐了一个多时辰，窗外的日头从东边挪到了正当顶，案上的茶凉透了，一口也没动。

她提了笔，又搁下，搁下，又提起来，墨汁在笔尖凝成一滴，悬了许久，终于落下去，在纸上洇出一个乌黑的圆点。

她没有改那份文书。她在火焚致死下面，添了一个字，字写得很小，缩在页脚的空白处，像是怕人看见，又像是怕自己忘了。可那个字毕竟没能变成字，她终究没有禀报刘令仪，没有将那截喉骨呈上去，只是将那包着骨头的帕子锁进了自己卧房床头的暗格里，像锁住一桩见不得人的心事。

那是第一错。

而第二错，来得更早，早到她自己都有些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孙家祖上三代都是大理寺的人，她父亲孙延昭一辈子没升过官，也没降过职，从年轻时的评事做到年老时的少卿，四十年守着一个位置，像一棵长在墙根的树，枝干不粗，根却扎得极深。

孙家有一条族规，刻在祠堂的匾额上，笔画遒劲，入木三分，是孙正清祖母的手笔——忠于一主，不奉二君。

可孙正清从入仕第一年起，便在之外，另奉了一人。

她明面上是天子脚下的大理寺少卿，日日捧着卷宗出入朝堂，替陛下断案理狱；暗地里，却受着刘令仪的差遣，替这位十一公主追查一桩桩不见光的事，查崔家的旧账，查军械的流向，查那些藏在朝堂暗处、说不清道不明的勾当。

天子赐了她官袍玉带，那玉带扣在腰间沉甸甸的，每一寸都镌着恩典的分量，将她的仕途前程都凝在这一条玉石里，坠着她的腰，也坠着她的命。

刘令仪给了她信任与倚重，那是另一种沉，不挂腰上，可压得更深，深到每一次夜里独坐时喘口气都觉得胸腔里堵着一团绵密的、扯不开的东西。

那时候她还年轻，刚入大理寺不久，头一回进宫里送卷宗，在回廊拐角撞见了刘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