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乔瓦尼走过来，“小扣子学了一年多，能帮忙荡料，但落帘起帘的时机总把握不好。上一批次他抄的十张，有六张厚薄不均，干燥后全卷了边。”

杨定军拿起一张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轻前后晃动了两下，让浆液均匀悬浮，然后迅速将帘子平端起。一层乳白色的湿膜附着在竹帘上，纤维分布还算平整，但靠近边缘的地方明显比中心薄，能看到竹丝的纹路。

“落帘的时候手不稳。”杨定军把竹帘斜靠在架子上让水沥干，“你一个人一天能抄多少张？”

“从早干到晚，四十张。”乔瓦尼说，“如果还要兼顾打浆和干燥，实际能抄出来的不到三十张。这三十张里，能用的也就二十张出头。”

杨定军沉默了一会儿。他环视整个纸坊：前间里泡布桶占了大半地方，石臼只有一副双连臼，乔瓦尼一个人捣浆就已经占满了；后间的干燥墙上贴着前几天抄好的湿纸，因为墙面不够大，有些纸页不得不重叠着贴，结果粘连在一起，撕下来时缺角少边。地上堆着废纸和没泡透的布头，空间狭窄得转个身都困难。

“问题不是配方。”杨定军说，“是人手。”

“我也想再要两个人。”乔瓦尼苦笑道，“可杨大管家说，今年的工匠名额都给了铁匠坊和第三车间，纸坊排到下一年了。”

杨定军没有接话。他走出纸坊，站在引水渠边。渠水清澈，流速平缓，从阿勒河主道分出来的支流经过工坊区，带动水力纺纱机的那台水轮就在上游几十步外，铁齿轮的嗡嗡声隐约可闻。

他想着刚才在学校看到的情景：三十七个学生，从六岁到十三岁，每天上午念书，下午原本只是练习写字和算术。那些大孩子，十二三岁的，已经有了成人的力气，举得起木杵；小一些的，八九岁的，手巧眼快，适合学抄纸这种精细活。而杨宁那样的六岁孩子，虽然力气小，但脑子快，认字多，可以负责计数、排班、检查质量。

让学生来纸坊劳动，不是让童工做苦力，而是把手工实践纳入教学。杨亮生前就说过，学问不能只关在屋子里念，要动手做。盛京的学校本来就有习字课、算术课，如果把每周的某个下午改成“纸坊劳作课”，学生分组轮换，既解决了纸坊的人手瓶颈，又让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用的纸是怎么造出来的——这是一种教育。

杨定军转身回了纸坊，对乔瓦尼说：“明天开始，学校每天下午派一组学生来。八到十个人，大小搭配。大孩子跟你学捣浆和压榨，小孩子跟我学抄纸。你手里的木杵不必一个人举到底了。”

乔瓦尼愣了一下。“学生？来做工？”

“来上课。”杨定军说，“纸坊就是他们的课堂。做的纸归纸坊，但工钱不收，算是学堂的功课。”

乔瓦尼挠了挠头，显然没完全明白这里头的道理，但他习惯了服从杨定军的安排。“听您的。可...小娃娃们毛手毛脚的，纸槽里的浆要是被他们搅浑了...”

“我会教。”杨定军说，“你只管把你那套手艺拆成步骤，一步教一个人。别的不用管。”

当天下午，杨定军去了学校，跟周老头和杨宁把事情说了。周老头起初有些犹豫——学堂的时间本来就紧，拉丁文、算术、写字排得满满当当，抽出一个下午会不会耽误功课？但杨宁当场就表示赞成，还掰着手指头算：“三十七个学生，分四组，每组九到十个人，一周轮一次。一个月下来，每个学生能来纸坊干三四天。造出来的纸我们自己用，再也不用买外头的糙纸了！”

“不光是造纸。”杨定军罕见地多说了几句，“抄纸要算纸浆浓度，一槽水兑多少浆，得用秤称、用杯量，这是算术。捣浆要记时辰，什么料捣多久，要记录、要比较，这是条理。干燥要看火候，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揭下，这是观察。这些比坐在屋子里背书更实在。”

周老头想了想，同意了。他年过五旬，自己就是靠动手学出来的，深知杨定军说得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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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第一批学生到校。杨宁作为第一组的组长，带着九个学生来到纸坊。九个学生里最大的叫石头，十三岁，父亲是码头的船夫，生得肩宽臂粗；最小的叫丫儿，七岁，是厨娘的女儿，手小脚小，但眼神机灵。其余几个从九岁到十一岁不等，有男有女，穿着粗布衣裳，袖口都用细绳扎紧，这是杨宁早上提醒的——造坊里到处是水和浆，袖子散了碍事。

乔瓦尼和小扣子已经把纸坊收拾了一遍，泡布桶挪到了后间靠墙处，外头裹了两层湿麻布保温。前间腾出了一块空地，摆了几条长凳给学生放衣裳。

杨定军站在纸槽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竹帘，等学生们围过来。他平时话少，面对一群孩子时更显得有些生硬，但他动手示范时动作极稳，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学。

“抄纸三件事。”他举起竹帘，“一，荡。竹帘入水，前后各荡一下，左右各荡一下，让浆液均匀浮在帘面上。二，起。手腕平端，不能抖，不能让浆液倒流。三，沥。斜靠，控水，等湿膜定型。看一遍。”

他把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转，四个方向各荡一次，动作不快，但极其稳当。纸槽里的浆液随着他的手势微微波动，竹帘提起时，一层厚薄均匀的乳白色湿膜平整地覆在竹丝上，没有气泡，没有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