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山在城墙上用望远镜——杨定军用水晶磨的那副——清楚地看见了那场景：三个工兵模样的人走到浮桥边，发现了南岸泥地上的靴印。他们慌张起来，叫来更多的人。一个看起来像是小队长的军官走上桥头，用脚跺了跺桥面，桥面发出空洞的响声。他命令两个士兵试着走过桥——人过去了，桥没塌。他松了口气，但随即发现了桥头木桩上的砍痕。

整个上午，北岸都在忙乱。工兵们抬着新木料和绳索，修补浮桥，加固木桩。他们做得很仔细，把昨天杨定山挑断的绳索换成了新的，把砍裂的木桩也换了。但每到中午，新的疲惫又袭来了——他们不敢确定，今夜南岸的人会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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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四夜，杨定山没去。

这是杨保禄定的间隔：打一天，停一天。让对方在紧张中修桥，在松懈中睡觉，然后再紧张。打乱他们的节奏，比连续袭扰更有效。

三月廿五夜，杨定山又去了。

还是六个人，还是从芦苇丛里摸出去。但这次诺德海姆的人加了岗——每座浮桥桥头派了四个哨兵，两个坐着，两个站着，还带着一只狗。那只狗在夜风中嗅到了生人的气味，开始低声咆哮。

杨定山在芦苇丛里伏了半个时辰，等狗被哨兵喝住、重新趴下后，才从另一个方向——下游二十步的地方——凫水过了沟。春水冰凉，水流比想象中急，他游得很慢，几乎是被水推着走。上了北岸，他绕到浮桥的上游方向，从桥头的死角摸进去。

这次他砍了桥北的绳索。不是挑断，而是直接斩断了两根副绳。然后他在北岸的泥地上，用短刀刻了一个小小的“盛”字。这是挑衅，也是警告。

三月廿六日白天，诺德海姆的工兵又忙了一整天。他们发现南岸的靴印和刻在北岸的字后，整个碉楼区都躁动了起来。哨兵从每桥四人增加到了八人，还燃起了三堆篝火，把浮桥照得通明。但杨定山知道，火光照亮的地方是有限的，火光后面的黑暗更深。而且，人不能永远不睡觉。

三月廿七夜，杨定山去了第三次。

这一次他只带了魏因和迪特里希三个人。他们没有碰浮桥，而是摸到了北岸沟沿上的木料堆旁，用浸了桐油的火把——点燃后迅速插入木料堆的缝隙，然后泼上一瓢水。火把被浇灭，但木料已经被熏得焦黑，散发出浓烈的烟味。不是放火，是警告：我们能烧你们的木料，也能烧你们的人。

三月廿八日清晨，诺德海姆的管家冯·吕特斯终于出现在碉楼区。他骑一匹黑马，穿着锁子甲外罩深绿色斗篷，在浮桥边查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乎杨保禄意料的决定：把三座浮桥全部拆除。

不是修复，是拆。他显然明白了，留着这些浮桥，不是给自己搭的通路，而是给对岸的人留着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工兵们花了一整天，把木筏、绳索、木桩全部撤回了北岸。沟底恢复了原来的空旷，只剩下几截被打进土里的残桩，像几颗被拔掉的牙齿留下的牙根。

杨定山站在城墙上，用望远镜看着这一切。他的脸上没有胜利的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对身边的魏因说：“记上。三月廿八，诺德海姆自拆浮桥。界沟防线，暂安。”

三月廿九，傍晚。

杨保禄上了北城墙。他没有带随从，只披着那件旧羊皮袄，手里端着一碗诺力别塞给他的热豆汤。杨定山已经在城墙上站了很久，皮甲上落了一层细密的春雨。

兄弟二人并肩站在垛口前，望着北方的界沟。沟底空荡荡的，几截残桩在暮色中像枯骨。对岸的三座碉楼还在，但碉楼前的空地上少了那些木料堆，显得冷清了许多。只有一缕炊烟从碉楼后面升起来，笔直地升向灰暗的天空，然后被风吹散。

“拆了。”杨保禄说。

“拆了。”杨定山说，“但他们还会再搭。等雨停了，木料干了，等他们觉得咱们夜里不来了，就会再搭。”

“那就再去砍。”杨保禄喝了一口豆汤，“一次一次，砍到他们不敢搭为止。不流血，但让他们知道，界沟是咱们的门槛，他们迈不过来。”

风从北面吹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和远处碉楼里飘来的柴火烟味。城墙上的火把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火星子四溅，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城砖上，忽长忽短，像两株扎根在石缝里的老树。

远处的浮桥旧址上，最后一截残桩在风雨中摇摇晃晃。麻绳的断头拖在泥水里，像一条被斩断的舌头。那道沟，那道浅浅的、干涸的界沟，因为几截断绳和几个泥脚印，变成了一道永远合不拢的伤口。

雨又下了起来，细密的雨丝落在残桩上，落在界沟的鹅卵石上，落在城墙的铁炮上，把一切都洗成一种更深的灰。对岸碉楼的灯火次第熄灭，像一双双闭上的眼睛。只有盛京城墙上的火把还在燃烧，一滴一滴地淌着蜡泪，在黑暗中画出一个小小的、倔强的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