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李健熙的瞳孔猛地一缩，一股夹杂着狂喜和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从胸腔深处汹涌地翻腾上来，差点把他握了半个多世纪的那副铁面给冲开一道口子。他强压着声音里的颤抖，语速极快地问道：“南洞大街哪个位置？具体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去找吧。那么大个人站在街上，总不至于找不到。”电话那头的语气随意而敷衍，显然不打算在这个细节上多费唇舌。
李健熙没有在追问具体位置上浪费时间，他一边用肩膀夹着手机，一边猛地转过头，朝一直站在沙发侧后方待命的安保主管郑永和使了一个凌厉的眼色。郑永和从李健熙接起电话的第一秒就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此刻接收到会长的眼神信号，连一秒钟的延迟都没有，立刻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客厅。透过半掩的客厅门，隐约能听到他在走廊里用极快的语速向手下下达命令的声音，脚步声和应诺声迅速远去，几秒钟之后，院子里就响起了汽车引擎发动和轮胎碾过花岗岩地砖的急促声响。
“人我已经放了，李会长。”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着，像是在按部就班地履行一道既定的程序，“九天后，我会通知你具体的交钱地点。希望你到时候，能够遵守承诺。”
“你放心。”李健熙深吸了一口气，将所有翻涌的情绪全部压回了胸腔深处，用一种沉稳而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道，“你们既然讲信用，先放了我儿子，那我李健熙也绝不会食言。九天后，六亿两千万美元，一分不少，全部备好。”
“那就好。”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微微上扬了几分，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在期待着某种有趣局面出现的玩味，“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挺希望李会长你能稍微硬气一点的。咱们真刀真枪地碰一碰，看看究竟是你们三星集团李家重金打造的安保团队足够强悍，还是我这帮兄弟们的胆子够大、手够狠。老实说，我有点好奇结果。”
听着对方这番毫不掩饰的狂妄之语，李健熙的面色骤然一沉，眉心那几道深深的竖纹像是被刀重新刻了一遍，陡然加深了几分。他不是没有被人威胁过，在他执掌三星的这几十年里，来自政界、商界、甚至国际竞争对手的各种明枪暗箭他见过太多。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用一种近乎聊天打趣的语气，当着他李健熙的面，把“碰一碰”这三个字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这种姿态的背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对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要么对方是真的有恃无恐，而且那种依仗的厚度，远远超出了他目前所能探查到的范围。他不清楚这伙人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背后还有多少没有亮出来的底牌，但光凭对方敢在电话里说出这番话，就足以证明一件事——这帮人是真正的亡命之徒，是那种把命拴在裤腰带上讨生活、刀尖上跳舞眼都不眨一下的人。他们不怕死，或者说，他们早就做好了随时死的准备。而这样的人，恰恰是李健熙这种家大业大、牵挂太多的人最不愿意招惹的对手。
自己要真的选择不交钱，转而跟对方进行武装对抗，甚至是报警动用国家力量来围剿——李健熙毫不怀疑，在自己动手的那一刻，这伙人一定会展开报复，而且那种报复绝对不会有任何底线。不是商场上的报复，不是法律层面的报复，而是纯粹的血债血偿式的报复，子弹、炸药、RPG，在任何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时间点从任何一个他意想不到的角度砸过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你放心。”李健熙用一种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冷硬而不失威严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李健熙一口唾沫一个钉，从我嘴里说出去的话，从来没有反悔过。只是我必须得提醒你们一句——六亿两千万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要的全都是现金，那么多现金堆在一起的体积和重量，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带走？”
他这句话里藏着一根极细极细的刺——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试探。他想看看对方的反应，想从对方的回答里捕捉到哪怕一丝关于他们运力和人手的情报。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不到一秒钟，然后托尼的声音再度响起，轻飘飘的，像是在笑，又像是根本没把这句话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这就不劳李会长操心了。我们这边，装钱的袋子够多，搬钱的人手也够用。您只管把钱备好，其余的，是我们的事。”
啪嗒一声，电话挂断了。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在客厅里嗡嗡地回荡了好几秒。
李健熙缓缓地将手机从耳边放下来，搁在膝盖上，动作缓慢而沉重，像是那只手机突然之间变得有千钧之重。他沉默着，没有立刻说话，脸上的表情在夕阳斜照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复杂——有松了一口气之后的疲惫，有被对方最后那番话挑起来的警觉，还有某种正在大脑深处快速运转、反复盘算的深沉。客厅里安静了大概有十几秒，洪骆喜终于按捺不住了，她一把抓住丈夫的手臂，指甲几乎要隔着衬衫的布料掐进他的皮肉里去，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追问道：“他们说什么？是不是放了在容？是不是？在容没事吧？”
“嗯，已经放了。”李健熙回过神来，拍了拍妻子的手背，给了她一个肯定的、让她安心的点头。
洪骆喜听到这四个字，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支撑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那根骨头，瞬间瘫软在沙发里，眼泪无声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顺着脸颊的皱纹沟壑淌到手帕上，洇开一片一片深色的湿痕。李富真也长长地呼出了一口从昨天起就一直憋在胸口的气，肩膀肉眼可见地往下松了一大截。但她没有像母亲那样失态，而是用一双锐利的眼睛仍然注视着父亲，等着他接下来的话。她知道事情不可能只是“放了”这么简单，绑匪那通电话里一定还说了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