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瓶茅台他没带走，就那么放在桌上。

食堂里，威叔正在准备晚饭。

凤凰木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叶苞硬硬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威叔量了量，在本子上记下：十六点八毫米。

它在长。

同日傍晚，香港渣甸山，金庸寓所。

书房里灯光柔和，照着满墙的书架和书桌上摊开的《明报》校样。

查良镛先生，更多人熟知他的笔名金庸，刚结束与编辑的电话，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

他年过六旬，但精神矍铄，目光依旧锐利。

书桌一角，摆放着几张老照片。

有他与《大公报》同仁的合影，也有《明报》创刊时的留念。

记录着他从身无分文走香江的南来青年，到执掌一份影响深远的报纸、构建了一个庞大武侠帝国的传奇历程。

管家轻轻敲门进来，递上一份刚刚送到的内部通讯简报，上面摘要了今日香港几家主要文化影视公司的重要动态。

其中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吸引了金庸的目光：

“据悉，鑫时代影业于今日年度创作会议上，否决了购入武侠小说版权制作年度大剧的提议。公司主席赵鑫在会上明确表示，‘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并强调鑫时代创作将坚持现实主义路线，与武侠幻想题材划清界限。”

金庸拿着简报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他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着镜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

“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

这句话，在他脑海中轻轻回响了一遍。

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笑意，掠过他的嘴角。

他想起了很多。

想起十六七岁时，在《东南日报》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意气风发；

想起在重庆，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后的困顿；

想起1948年考入《大公报》、南来香港的命运契机；

想起1955年那个仓促的夜晚，《新晚报》编辑派老工友上门催稿。

他被迫提笔写下“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

从而开启《书剑恩仇录》连载的戏剧性开端。

那时，何尝想过什么“上不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