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严打清洗之后，整座城市的面貌都肉眼可见的变了个样。

没被抓去的待业青年们也不敢再像从前那般扎堆招摇，宁愿去干苦力活，赚个一身臭汗，肉眼可见老实很多。

二王案之前，街面上的混混们一言不合还敢掏刀子比划比划，二王案之后，连掏一块砖头出来都得掂量掂量后果。

明面上二王案是严打的直接导火索，往根子上刨，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另一桩绕不开的事。

1979年知青大回城之后，全国待业青年一度猛增到两千多万，满大街都是没着落的人。

这些青年年轻气盛又没活干，闲久了自然出乱子，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耍流氓成了那一时期最棘手的社会顽疾。

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抓人关人终究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让这些年轻人有活干、有钱挣、有奔头。

上头也是这么想的，于是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1984年，在中国个体户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分水岭。

如果说1980年还是改革偷偷摸摸试水的阶段，那1984年就是“国家喊你光明正大发财”。

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雇工不再被扣上剥削的帽子，个体经营从灰色地带被光明正大地请进了政策的阳光下面。

消息传开之后，不少人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总算松了下来，开始盘算着怎么搭上这趟车。

周延礼在政策明朗之后，第一时间便跑了几趟工商局。

营业执照的事前后折腾了不少时日，填表、排队、盖章、等审批，每一个环节都要耐着性子磨。

可无论如何，个体经营户的手续总算齐了。

拿到执照后，他在城中心人流量最大的那条街上盘下了两个紧挨着的门面，中间一堵墙打通了，便成了一间敞亮的铺子，挂上招牌，开始做服装贸易。

这一回再去广州、福建等地进货，就不必再像从前那般遮遮掩掩了。

先前他提醒过的那帮兄弟里，有两个最听话，没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