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候，一个推着板车的小贩在站台上喊了一声：“热烧饼！热烧饼！”声音尖亮，穿透了嘈杂的人声。车厢里不少人朝窗外看去，那个穿黑色短棉袄的年轻人趁机动了。

他的手伸向一个正往行李架上放包袱的中年妇女腰间——那里别着一个灰布钱袋，袋口露在外头，用红绳系着，但绳子系得不紧，松松垮垮地垂着。

何雨柱没有喊。他大步走过去，脚底下没发出声音，在那只手的指尖刚碰到钱袋红绳的瞬间，一把攥住了那只手腕。

那年轻人猛地回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变成凶狠。他使劲一挣，想把手抽回去，但何雨柱的手指像铁箍一样箍着他的腕子，纹丝不动。

“干什么！”年轻人喊了一声，声音故意放得很大，像是要让全车厢的人都听见。

那个中年妇女这才反应过来，慌忙去摸腰间的钱袋，发现袋口已经被人解开了小半，吓得脸都白了，一把攥住钱袋，退开好几步，后背撞在座椅靠背上才停住。

何雨柱把铁警证件亮出来，另一只手已经按在了年轻扒手的肩膀上，把他整个人按在铁板壁上，说：“跟我走一趟。”

扒手挣了两下，没挣开，嘴里开始说脏话。何雨柱没理会，招手让乘务员过来。马长河这时也挤过来了，看了看扒手的面相，皱了下眉头，说：“这个人我见过，上次在石家庄站犯过事，关了十五天放出来的。”

扒手听到马长河说出自己的底细，脸上的凶狠劲儿一下子泄了大半。何雨柱和乘务员一起把他带到车厢连接处的乘务室里，关上门。马长河简单问了几句——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时候上的车、有没有同伙。扒手一开始还想糊弄，但马长河把查票本往小桌板上一拍，啪的一声，扒手就老实了。

“就我一个人。”扒手蹲在角落里，低着头说。

马长河和何雨柱交换了一个眼神。何雨柱蹲下来，在扒手的棉袄内兜里翻出了两个布钱袋——一个是刚偷的，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得手的。

“保定的？”何雨柱问。

扒手点了点头。

马长河让人把他铐在了乘务室暖气片旁边，等到了石家庄站再移交给当地公安段。何雨柱走出乘务室的时候，列车已经驶离了保定站，窗外的田野又变成了连绵的灰褐色。那座城市的轮廓在车尾方向迅速缩小，变成地平线上一簇模糊的建筑影子。

他站在车厢连接处，透过车窗玻璃往回看。保定已经在秋末的天色里缩成一片灰扑扑的色块，很快就被铁路边的白杨树遮住了。他想起何大清在那个方向的某个劳改农场里，每天天不亮起床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倒在通铺上。不知道何大清会不会想起四九，想起被他丢下的那两个孩子。

何雨水上次问他，等爹放出来了，还会回四合院吗？

他说，不知道。

何雨水没再问。

马长河走过来，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热茶，茶叶末子浮在水面上，有一股粗粝的香味。何雨柱接过来喝了一口，热水从喉咙灌下去，把刚才那阵凉意冲散了一些。

“第一次在车上抓人，紧张不？”马长河靠着车厢板壁，掏出他那根没点的旱烟叼在嘴上，纯粹是为了过个嘴瘾。

何雨柱想了想，摇了摇头。他确实没紧张。他觉得自己应该紧张的，但真的伸手去攥那只手腕的时候，手很稳，心跳也很稳。也许是上辈子在厨房里端了二十年热锅练出来的稳，也许是这三年在四合院里跟各路牛鬼蛇神打交道磨出来的沉着，总之他的手没有抖。

“不紧张是好事，”马长河叼着旱烟，眯起眼睛看着窗外，“但别不当事。扒手也分三六九等，刚才那个是生手，抓了就抓了。有些老手，你抓了他一次，他记你一辈子。咱们这行得罪人，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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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点了点头。

列车继续往南开。过了定县，天色渐渐亮了，但太阳始终没有完全露出来，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洗旧了的大棉被铺在天上。车厢里的旅客有的开始打盹，有的拿出干粮来啃，有的在聊天。何雨柱跟着马长河来来回回巡视了几趟，又在硬座车厢里发现了一个没买票的旅客，让他补了票。

中午，列车在新乡站停靠。马长河带着何雨柱下到站台上，在站台尽头的小吃摊上买了两个烧饼夹肉。烧饼烤得焦黄，芝麻粒沾了满手，肉是酱卤的猪头肉，切得薄薄的，夹在烧饼里往下滴油。两人站在站台上就着开水的热气啃烧饼，冷风把烧饼的香味吹得满站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