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钟指到五点。档案室六点锁门，管理员五点半就开始在门口晃。他今天要是把这份也翻完，签退记录上就会留下三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够让人问一句他在下面干什么。

沈墨把手收回来，把尸检报告塞回箱子最底下。

明天再来。

他把所有材料按原样码回去，把箱盖压好。

在这间地下室里，他找不到答案。

他要么找到那三页被“移交”的东西，要么找到那个叫周德福的人。

从档案室出来，已经是下午五点。

沈墨没回办公室。他把车开出城，上了东郊那条盘山路。

青松园。他父亲葬在这儿。

墓碑是黑色的，擦得很干净。

沈建国之墓1968-2013

碑前那束白菊已经干透了，一碰就碎。沈墨蹲下去，把它拿开，换上新买的。

“爸。”

他蹲着，手撑在膝盖上。

“今天我把红楼案的卷宗调出来了。”

风从山下上来，穿过一排松树，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纸。

“少了三页。周德福的两份证词也没了。”

墓碑不说话。

沈墨的目光落在碑座旁边一块小石头上。那是他十五岁那年放的，上面用小刀刻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会成为像你一样的警察。”

十三年了。他考上了警校，进了刑侦支队，破过案，抓过人，拿过奖状。

但他现在才发现，他对父亲一无所知。

出事前那两三个月，父亲经常凌晨两三点才回家。母亲问他忙什么，他说工作上的事，然后就不说了。有时候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一关半宿。

有一次沈墨趁父亲不在，溜进书房，看到桌上摊着一本笔记本。

他只来得及看一眼。

“小墨，出去。”

父亲站在门口，脸色是他从没见过的。不是生气。是别的东西。

“这里的东西你不能看。”

那本笔记本，后来没人再见过。

沈墨一直以为它跟父亲一起没了。

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前天在张建军家的书架上，第三格是空的，灰里留着一个长方形的印子。两拃长，一拃宽。

摞起来的本子。

沈墨站起身，把膝盖上的土拍掉。

“爸，”他说，“我得把那个本子找出来。”

晚上八点，沈墨回到自己的公寓。

城西的老小区，两居室，装修简单到没什么可看的。客厅里一张灰布沙发，一台液晶电视，一个靠墙的书架。书架上塞满了刑侦学和心理学的书，最下面一格是父亲留下的几本老相册。

他没开灯，从冰箱里摸出一罐啤酒，坐到沙发上。

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一点。

证人说两三个人影，嫌疑人说一个人。结案报告少三页，证词少两份。

这不是疏漏。疏漏是随机的，这个是挑着来的。

有人二十年前就把这个箱子清理过一遍。

问题是，谁清的，为什么清。

陆振华身家过亿。他死了，谁得利？

沈墨喝了一口啤酒，眼睛落在书架最下面那一格。

他站起来，抽出其中一本相册，翻开。

都是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工作照，合影，还有几张家里的。他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中间，手停住了。

一张合影。市局老办公楼前面，十几个人，都穿警服。

小主，

跟张建军家墙上那张，是同一天拍的。

角度不一样。这张是从侧面拍的，站位看得更清楚。

父亲沈建国，站在中间偏左，笑得很敞亮。

李德明站在父亲旁边，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那时候的李德明脸上还没有皱纹。

再往边上，队伍最外面，一个人笑得有点拘谨。

张建军。

沈墨捏着相册的手指用了力。

父亲。李德明。张建军。

三个人。

张建军想说真话，从十八楼下来了。

父亲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因公殉职”。

李德明还活着。

而且李德明前天坐在他对面，告诉他不知道比知道好。

沈墨摇了摇头，想把这个念头甩出去。

父亲去世以后，是李叔帮他们母子办的后事。是李叔每个月往母亲手里塞信封，塞了两年，母亲不要，他就放在鞋柜上。是李叔资助他念完警校，是李叔把他招进的支队。

他不愿意信。

可他手里这张照片上，三个人站在一起，其中两个已经死了。

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沈墨看了两秒，接起来。

“喂。”

“沈警官？”电话那头是个很老的声音，抖得厉害，“我是……我是周德福。”

沈墨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滑出去。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周先生？”他压低声音，“你从哪儿拿到我电话的。”

“上个月……上个月老张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周德福的呼吸很乱，“他说他要去把话说清楚，问我敢不敢跟他一块儿去。我没敢。我跟他说我都六十的人了，我说老张，你别害我。”

沈墨的心口收紧了。

“今天早上我在早点摊看见新闻了。”周德福说，声音开始发颤，“他从十八楼掉下来了。我在那儿站了一个多钟头。我想，我要是那天答应他，是不是就不是他一个人了。”

“周先生。”

“沈警官，我打听了两天才打听到你。”那头顿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我当年说的不是实话。”

沈墨闭了一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