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回到医院的时候，天还没亮。

急诊科走廊里的日光灯管还是那根在闪，嗞嗞的声响像一只困在灯罩里的虫子。苏念靠在处置室门口的墙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睛闭着，但沈墨知道她没睡——她的呼吸太浅了，不是睡着的人该有的节奏。

他走到她面前，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那个黑色的U盘，放在她摊开的掌心里。

苏念睁开眼睛，低头看了一眼。

壁炉里找到的？

第三块砖后面。沈墨靠在她旁边的墙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瓷砖，方晓东藏的。

苏念把U盘翻过来看了看，指甲在外壳上轻轻刮了一下。U盘很新，没有划痕，没有标签，像是专门买来存东西的。

得找个安全的地方看。她说。

回局里。沈墨说，技术科有隔离环境，不怕有病毒或者追踪程序。

苏念把U盘攥在手心里，点了一下头。

凌晨四点二十分，两人离开医院。林小棠还在病房里睡着，沈墨打了个电话给陈浩，让他派两个人过来盯着。陈浩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声音含混，像是刚被吵醒，但没有多问。

车子驶过空荡荡的街道。路灯把沈墨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副驾驶的车门内侧，随着路灯的间距一伸一缩。苏念坐在副驾驶上，一只手攥着U盘，另一只手搭在车窗边框上，指尖无意识地敲着节奏。她的侧脸在路灯的间歇光影里忽明忽暗，颧骨下面的阴影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

方晓东知道自己会死。苏念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被带到那间书房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想办法逃跑，而是把U盘藏起来。他知道影子会来，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所以他把最后的时间用来做这件事。

沈墨没有接话。他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但脑子里浮现的是方晓东坐在皮椅上的样子——半睁的眼睛，平静的表情，胸口那个整齐的刀口。

他比我们想的要聪明得多。苏念说，也比我们想的要勇敢得多。

公安局技术科在三楼，凌晨五点的办公区只有值班的小刘在。沈墨把U盘交给他，让他在隔离机上打开。小刘揉着眼睛插上U盘，屏幕上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段视频，一份PDF文档，一个加密的压缩包。

视频是方晓东自己录的。

画面里，方晓东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背景是一面白墙，看不出具体位置。他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恐惧的痕迹，只是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黑，像是好几天没睡了。

我叫方晓东，正阳集团副总裁，方正阳的儿子。他的声音平稳，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做一份早就准备好的陈述，如果你们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我已经死了。

沈墨和苏念站在屏幕前面，谁都没有动。

我要说的事情，关于我父亲方正阳。2006年3月15日，他雇人杀害了陆振华一家七口。这不是猜测，是事实。证据在这个U盘里——我从他的私人保险柜中复制出来的原始文件，包括他与执行者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以及一份他亲手签署的土地转让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06年3月20日，也就是陆家灭门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协议的内容是将陆振华名下的滨江地块开发权全部转入正阳集团。

方晓东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桌上的什么东西，又抬起头。

我知道公布这些意味着什么。我的父亲会被判刑，可能是死刑。正阳集团会倒，方家会完。我想过很多次，要不要装作不知道，继续过我的日子。但我做不到。

他的声音在这里出现了第一次波动——不是颤抖，是一种被压住的、闷在胸腔里的东西。

陆振华一家七口。七个人。其中有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才八岁。

苏念的手指在身侧收紧了。沈墨余光看到她的指节发白，但她的脸上什么都没有，像一面结了冰的湖。

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父亲已经知道我拿了东西，他不会放过我。但我不后悔。方晓东看着镜头，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决绝，不是悲壮，更像是一种终于放下了什么的轻松，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这么做，就告诉他们——因为那是对的。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屏幕变黑，技术科的小刘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手还搭在鼠标上，忘了动。

沈墨打开了那份PDF文档。

文档有四十七页，是方正阳与一个叫的人之间的通讯记录，时间跨度从2006年2月到2006年4月。通讯方式是一个加密的即时通讯软件，但方正阳显然不知道这些记录会被他的儿子从服务器后台导出来。

记录里的内容让沈墨的手指发凉。

2006年2月28日，方正阳发消息：滨江的事必须在三月中旬之前解决。陆振华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

赵奎回复：怎么个解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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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阳：彻底的。不留后患。

赵奎：一家人？

方正阳：一个不留。

沈墨往后翻了几页。3月14日，也就是灭门案发生的前一天，方正阳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明晚十一点。我会确保安保系统关闭。事后按约定打款。

赵奎回复了一个字：

沈墨把文档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又看了一遍。四十七页，每一页都是钉子，钉进方正阳的棺材板里。

够了。苏念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很轻，但很稳，这些东西加上王海涛的录像和证词，足够了。

沈墨转过身看着她。苏念站在技术科的窗户旁边，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脸上画出一道一道的横纹。她的眼睛是干的，没有泪，但那双浅褐色的瞳孔里有一种沈墨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一团烧了很久的火，终于看到了燃尽的可能。

我去找张明华。沈墨说，这些证据必须在庭审前提交。

三天后，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时间是上午九点，但八点不到，法院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记者、市民、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还有几个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被法警拦在安检口外面，嗡嗡嗡地说着话，像一窝被捅了的马蜂。方正阳案是江城近二十年来最大的刑事案件，从他被捕的那天起，这座城市就没消停过。报纸上连着登了半个月，茶馆里的话题从麻将换成了方总到底杀没杀人，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跟你聊上半个小时。

沈墨和苏念从法院侧门进去，避开了人群。沈墨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没打领带——他不喜欢领带，觉得那东西勒在脖子上像一只手。苏念穿着黑色的风衣，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皮肤在走廊的灯光下白得有些不真实。

旁听席在审判庭的后半部分，用一道齐腰高的木栏杆和前面的审判区隔开。沈墨和苏念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左边是一个拿着笔记本的女记者，右边是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看不出什么身份。审判庭不大，大概能坐七八十人，但今天每个座位都满了，连过道里都站着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味道——廉价香水、汗味、薄荷糖，还有老式空调吹出来的那种带着灰尘的干燥气息。

九点整，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方正阳从被告席的侧门被带了进来。

沈墨盯着他看。方正阳穿着看守所的灰色囚服，但那件囚服穿在他身上，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并不狼狈。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白了一些，但依然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金丝眼镜还戴着——看守所允许戴眼镜。他走到被告席前面站定，目光平静地扫了一圈法庭，像是在参加一个无聊的董事会，而不是一场可能判他死刑的审判。

他的目光在旁听席上停了一瞬。沈墨不确定方正阳有没有看到他和苏念，但他注意到方正阳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抽动，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他脸上滑过去了。

方正阳身边坐着三个律师。领头的是周建安，江城最贵的刑辩律师，据说每小时收费八千块，一场官司打下来够在江城买套房。周建安六十出头，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一双眼睛在金边眼镜后面转来转去，像两颗上了油的轴承。他面前摊着一摞文件，少说有两百页，用彩色标签分成了好几个部分。

现在，请公诉人陈述起诉意见。审判长说。

检察官张明华站起来。他五十出头，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长相普通，放在人堆里不会多看一眼。但沈墨知道这个人不简单——张明华是江城检察院公诉科的头号干将，经手过的大案不下二十件，从来没输过。

张明华整了一下西装的领口，开始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