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图书馆二楼的自习区在工作日下午人不多。

几排长桌，靠窗那排坐了三四个备考的年轻人，耳朵里塞着耳机，面前摊着厚厚的教材。暖气开得足，空气里弥漫着纸页和木头混在一起的干燥气味，闻久了会让人犯困。窗外是灰白的天，一月份的省城连着阴了快半个月了，天空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棉被，低低地盖在城市上空，压得人透不过气。

沈墨和陆晚晴提前十五分钟到的。

他们选了自习区最里面靠墙的位置。背后是实体墙，左边是一排金属框架的书架，架子上塞满了过期的财经类期刊，右边是通往消防通道的走廊。这个位置好，视野开阔，整个自习区的出入口一览无余，身后又没有死角。沈墨在桌上摊了一本从架子上随手抽的书，封面是《地方财政审计实务》，绿皮的，2018年的版——他翻到中间某一页放在那里，装出在看的样子。

陆晚晴坐在他对面。她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黑色的水性笔，做笔记的姿态。但笔帽没拔，笔尖朝着桌边，随时可以收起来走人。

他们两个没怎么说话。沈墨的目光隔几秒扫一下入口方向。走廊尽头有一扇玻璃门，推开就是楼梯间——从自习区到楼梯间不到二十步。如果出了意外，这条路线够快。

三点零二分，顾晓薇从自习区入口走进来。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底下，里面是医院的蓝色工作服——没来得及换。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碎发贴在鬓角上，脸色发灰，眼下有明显的青色阴影，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急诊科的夜班能把人抽干，沈墨在刑警队的时候见过太多这种脸色——四十八小时不怎么合眼的那种疲惫，不是困，是整个人被掏空了。

顾晓薇在入口站了两秒，目光扫过自习区。她看到他们的时候稍微松了一下肩，然后快步走过来坐下。她坐下的姿势不自然，肩膀往上耸着，脊背挺得很直——绷着。手指在桌面底下绞在一起。沈墨听到她的指关节轻轻响了一声。

昨天晚上你在电话里说有些事不方便说她开口就问。声音压得很低，但急，像被什么东西追着似的。出什么事了？

工作室被装了监控摄像头。沈墨没有绕弯子。巷口，正对着我们的门。不是公共监控——是定向安装的。

顾晓薇的脸一下子白了。不是慢慢变白，是一瞬间的事，像一块布被抽掉了颜色。她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

什么时候装的？

我们发现的时候是昨天傍晚。但具体什么时候装上去的，不确定。可能是前天，也可能更早。

那——我之前去工作室的时候——

有可能已经被拍到了。

顾晓薇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她把手从桌下抽出来放在桌面上——沈墨注意到她的指甲剪得极短，几乎齐着肉，手背上有好几道干裂的口子，裂口发红，是长期泡消毒液的结果。那双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大幅度的抖，是手指尖上一种细小的颤动。

是我父亲做的。她说。

不是问句。

陆晚晴看了沈墨一眼。沈墨没有动。他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搭在桌面边缘，等着。他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催，也不能问——让她自己说。

你父亲陆晚晴的语气平静，没有追问的意味，只是把她刚才说的话原样放回了桌面上。像一面镜子。

顾晓薇低下了头。她盯着桌面上的木纹看了大概五秒钟。那种眼神沈墨认得——不是在看桌面，是在做决定。在心里把最后一扇门推开之前的那几秒。然后她抬起头来。

你们查顾铭山了。她说。韩冰——他查了明远律所的资金流水和背景。对吧。

沈墨说。

你们查到了他和许正则是大学同学。查到了他和杨维光的资金往来。查到了安宁康复站。

都查到了。

那你们也查到了——他有一个女儿。

沈墨点了一下头。

那个女儿就是我。

自习区的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像什么东西在慢慢漏气。靠窗那排备考的年轻人翻了一页书，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清楚。远处有人把椅子往后拖了一下，金属腿在地面上划出一声短促的刺耳声响。

顾晓薇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一截。她的脖子上有一层薄汗——紧张让她觉得热。蓝色工作服的翻领露出来，胸口的工牌还挂着，白底蓝字——省城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顾晓薇。工牌上的证件照比她本人年轻一点，也圆润一点。

我姓顾。她说。一直姓顾。没有改过。她停了一下，像在确认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措辞。很多人以为我跟父亲断了关系是法律上的——不是。没有改姓，没有脱离父女关系的法律文书。我只是不再回那个家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陆晚晴问。

2016年。我十六岁。高二。

顾晓薇的声音慢了下来。不是犹豫，是在控制节奏。沈墨见过这种状态：一个人在讲一件她已经在心里过了无数遍，但从来没有对外人完整说出来的事。每个字都要从嗓子眼里一点一点往外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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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我爸在家里的书房接电话。他以为我出去了——但我只是去客厅倒水。书房的门没关严，留了一条两指宽的缝。我端着水杯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他在说——

她吸了一口气。

他说：这个案子不用管，许正则那边已经处理好了。家属拿了钱，不会再闹了。你把鉴定补一下，走个形式就行。

她停了一下。窗外有一辆车按了两声喇叭，声音从玻璃外面闷闷地传进来。

我当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不对。他的语气不像在讨论正常的法律业务。正常的律师——我听我爸跟同事打过很多电话——不会用那种口气说走个形式就行。那个——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了一下。那种轻描淡写的感觉。我站在门外听了大概两分钟。他又提到了一个名字——许正则——他说正则那边的条件还要再升级，不能再用康复站的模式了，太容易被查

安宁康复站。沈墨说。

对。当时我不知道安宁康复站是什么。但我把这个词记住了。顾晓薇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像在看着什么很远的东西。那天晚上等我爸睡了之后，我去了他的书房。他有一个文件柜，平时锁着的，但他有时候加班到很晚会忘记锁。那天他忘了——柜门虚掩着，锁扣没扣上。

你翻了他的文件柜。

我翻了。顾晓薇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摩擦着，指腹蹭过木纹的纹路。里面有几个文件夹，大部分是正常的律所案卷，贴着标签，按日期排列。但最下面一层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标签，没有日期，封口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我把胶带撕开了。

里面是什么？

五份合同。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和暖气片的嘶嘶声混在一起。

模板是统一的。抬头是明远律师事务所，标题是家事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内容——我当时只有十六岁，法律术语大部分看不懂——但有几个条款我认得。委托事项栏写的是代理甲方办理家庭成员强制医疗收治相关法律手续。费用栏——每份合同的金额不一样。最低的十五万，最高的三十八万。

十五万到三十八万。

把一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的价格。白纸黑字，打印清楚，盖了公章。

沈墨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地方财政审计实务》的封面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

五份合同上有五个委托人的名字。顾晓薇继续说。我不认识他们——五个陌生的名字。但每份合同的附件里都有一份精神状态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是省司法精神鉴定所，鉴定人的签名是同一个人。五份鉴定，同一个签名。

杨维光。

当时我不认识那个签名——字写得很潦草，我没认出来。后来远明查到杨维光的时候，把那个名字给我看。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你把那些合同拍了照片吗？沈墨问。

没有。顾晓薇轻轻摇了一下头。十六岁的我……没有想到要拍照留证。我只是翻了，看了，然后把东西一页一页放回去了，胶带重新粘上。第二天早上——

她停了一下。喉咙动了一下，像在咽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爸吵了一架。

你直接问他了？

我问他——你是不是在帮人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

顾晓薇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一块石头从嘴里弹出来。说完之后她的嘴角往下拉了一下，像是自己也被这句话的重量砸了一下。

他的反应不是否认。他沉默了大概十秒——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十秒钟特别长。他手里拿着一个茶杯，盖子都没盖上，茶水的热气往上冒。他就那么看着我。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

然后呢？

然后我再也没跟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图书馆二楼的光线在这个时候暗了一点。外面的云层又厚了，灰白变成了铅灰色，像老照片褪了色。靠窗的备考生伸手摁亮了台灯，暖黄的光照在摊开的教材上。暖气片的嘶嘶声变大了一瞬，又回到了原来的频率。

我高三住了校。大学报了外省的学校，护理专业，离家越远越好。顾晓薇的声音变平了，像在背一段已经重复过很多遍的文字。寒暑假不回去。他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他给我转钱，我退回去。大学四年我靠助学贷款和护理实习的工资养活自己。冬天实习服不够厚，我就在里面穿两层秋衣。食堂打饭永远打最便宜的那个窗口。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画着无意义的圈。

毕业后回到省城——不是为了他。是因为省城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在招人，待遇还行，竞争也不算太大。我考上了。

他知道你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