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秋天。
省城的秋天比夏天安静。不是因为声音少了，是因为声音变了。夏天的声音是蝉鸣，是空调外机，是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热闹的，尖锐的。秋天的声音是风吹梧桐叶，是叶子从枝头落下来，在石板路上翻滚，干的，轻的，沙沙的，像有人在远处说一个很长的故事。你听不清内容，但你知道他在说。
沈墨站在工作室门口。
十月的早晨，八点半。他刚把门打开。门是木头的，旧的，开关的时候会“吱”一声。这声音从工作室开张到现在，四年了，一直没修。不是懒，是习惯了。这一声“吱”，像一个每天都跟你打招呼的老邻居。要是真修好了，反倒不对了。
巷子里的梧桐树开始变黄了。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片一片地变。有些叶子还绿着，有些已经黄了，有些卡在绿和黄之间，像一个人正在做决定，还没决定好。风过的时候，黄的那些先落，打着旋儿，慢慢飘到地上。
包子铺开着。老张在里面忙，蒸汽从屋顶的排气孔冒出来，白色的，飘到巷子上空，散了。招牌还是那块招牌，“老张包子”，四个字是老张自己写的，不好看，可辨识度高。巷子里的人看到这四个字，就知道，早饭有了。
橘猫蹲在包子铺门口的台阶上。它比去年又胖了一点，或者说，它的毛在秋天更蓬了，看起来像一个橘色的毛球。两只耳朵竖着，眼睛半闭，尾巴盘在身前。它在晒太阳。十月的太阳不烈，不冷，刚好。
这只猫是哪一年来的，没人记得清了。它有一天就那么出现在巷子里，赖在包子铺门口不走，老张喂了它一回，它就算住下了。工作室开张那年它还是只瘦猫，如今养得圆圆的。它见过这条巷子里所有的来来去去，见过工作室的灯一年比一年亮得晚，也见过那些推门进去时哭丧着脸、出来时松了一口气的人。它什么都不说，只是晒太阳。
沈墨看了橘猫一眼。橘猫也看了他一眼。然后橘猫把头转回去了，继续晒太阳，不搭理他，跟每一天一样。
他走进了工作室。
工作室跟四年前比，变了，也没变。
前台桌还是那张。右下角那个凹痕更深了，五年的敲笔，木头磨出了一个小坑。沈墨有时候会用手指摸一下那个坑，像摸一个老朋友的肩膀。桌子左上角的茶渍多了几圈，新的茶渍叠在旧的上面，形成了一种年轮一样的纹路。一圈是一年，一圈套着一圈，把这张桌子上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收在了里面。
白板有三块，但今天只有一块在用，中间那块。上面写着几个当前案子的线索，都是小事。找人，查信息，核实身份。不是什么生死大案，只是日常。左边和右边那两块白板，干干净净，空着，等着。
软木板在门边的墙上。
沈墨走过去，站在软木板前面，看了一会儿。
图钉。
绿色的，旧案。方正阳案的三枚，唐维年案的两枚，贺远山案的四枚，沈明远案的五枚，温良案的六枚。每一枚绿图钉，都代表着一个案子里的一个关键节点被闭合了。一个人被找到了，一个真相被确认了，一个结果被落实了。它们钉在那里，一排一排，像一排排已经合上的眼睛。
黄色的，新案，有几枚。是最近几个月的来访者。一个找失踪多年的哥哥的人，一个查可疑劳务合同的人，一个帮朋友核实相亲对象背景的人。还有苏雪梅写的那个，王奶奶，蓝折耳。那枚小图钉已经换成绿色了。猫找到了，在隔壁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苏雪梅花了两天。她把猫抱回去那天，老太太抱着猫哭了，苏雪梅在旁边站了很久，回来跟陆晚晴说，那只猫一点都不怕生，可能是真的想家了。
温良案的黄图钉，在五月判决生效之后，被沈墨一枚一枚换成了绿色。他记得换最后一枚的那天，是五月底，一个下雨的下午。他把最后一枚黄图钉拔下来，换上绿色的，然后站在软木板前面，看了大约十秒。雨打在窗户上，巷子里没什么人。
陆晚晴在那天说了一句话。
“又绿了一片。”
沈墨当时没有接话。但他知道她说的不只是图钉。
这块软木板，是工作室最早的几样东西之一。当年陆晚晴买了第一盒图钉，绿的和黄的，钉上第一枚的时候，整面板子还空着。她说，黄的是还在找的，绿的是找到了的。我们的活儿，就是把黄的，一枚一枚变成绿的。
四年下来，板子越来越满。绿的多了，黄的也没少。每变绿一枚，背后都是一个被找回来的人，或者一个被确认了的结果，或者一个终于可以放下的家属。可沈墨知道，绿色不等于圆满。方正阳的绿图钉背后，有方晓东。温良的绿图钉背后，有两百个再也回不来的人。绿色只意味着，这件事到此为止了，能做的都做了。它不负责让人安心，它只负责让人往下走。这跟陆晚晴说的那句真相，是一个道理。绿了一片，不是说一切都好了，是说，又有一段路，走到了头。
小主，
九点，陆晚晴到了。
她从巷子口走过来，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头发比去年长了一些，扎在脑后。走路的姿势跟以前一样，不快，不慢，脚步很稳，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她进门的时候，带了一盆花。
白雏菊。新的。
“旧的枯了。夏天太热。”她把花盆放在窗台上，原来那盆白雏菊的位置。窗台上有一圈浅浅的水渍，是旧花盆留下的，新花盆刚好盖住了那个印子。
“根呢？”沈墨问。
“根也死了。”陆晚晴把花盆摆正，“不是所有的根都能过夏天的。”
她把花盆的方向调了调，让花朝着光。白色的雏菊在十月的阳光里很亮。不是那种张扬的亮，是那种安静的亮，像一个刚睡醒的人的眼睛，清的，柔的。
“所以你买了新的。”
“新的根，新的花。”陆晚晴看着那盆花，“但是同一个窗台。”
沈墨看了她一眼。她在说花，也不只是在说花。
陆晚晴在窗边的位置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工作。
她现在跟一年前不同了。
一年前，温良案刚开始的时候，她的PTSD复发。闪回，过度警觉，在工作室的洗手间里蹲在地上，抱着头说“我听到了柜子门关上的声音”。那时候她整个人是绷着的，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