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槐安县回来那天,车开到一半下起了雨。
沈墨坐副驾。陆晚晴开车,雨刷调到最慢那一档,来回擦一下停一会儿。
“三十七本。”她说。
“三十七本。”
“大娘不肯让我们带走。”
“她不肯是对的。”沈墨说,“那是她二十年的东西。而且那东西离了她也读不了。”
后座上放着一个纸箱,里头是相机、支架和三块补光板。他们在董秀珍家里拍了六个钟头,拍到天黑,只拍完了十一本。
“剩下的怎么办。”
“下礼拜再去一趟。”沈墨说,“拍完还得录音。她念一句我们录一句,她自己解释每一个记号什么意思。没有她的口述,那些圈就是一堆圈。”
陆晚晴打了一下方向盘,绕过路面上一个积水的坑。
“沈墨。”
“嗯。”
“她七十一了。”
“我知道。”
“她儿媳妇说,她今年开始记不住新事。”陆晚晴说,“先忘新的,再忘旧的。这句话我从她家出来一路想到现在。”
雨刷又擦了一下。
“她那三十七本账,”她说,“现在只有一个人能读。这个人正在往下忘。”
沈墨看着挡风玻璃上的水。
“那就快点。”他说。
五月一日到三日,他们又去了两趟槐安。
第二趟把三十七本拍完了,第三趟做口述。录音从早上八点开始,中间管一顿午饭,下午两点接着录,录到五点她说话开始含糊,就停。三天录了十九个小时,还差着七本没录。
沈墨在县城里转了半天。
汽车站在县城东头,二〇一八年翻新过,候车室是新的,二十来排铁椅子,屋顶吊着三台风扇。他站在门口数了一下进出的人,二十分钟里进去十一个,出来八个。售票窗口只开一个,玻璃上贴着班次表,最晚一班下午四点四十。
他问了售票的姑娘一句,二〇一一年这儿是什么样。
姑娘说她那时候还在上小学。
县医院在人民路中段,门诊楼是二〇〇九年盖的,现在墙皮发灰。门口台阶两侧摆着自行车,台阶正中挂着一个铁牌子,写着禁止停车。沈墨在台阶上站了十分钟。人来人往,从台阶上过的人没有一个往两边多看一眼。
福利院的旧址在城西,二〇一四年那个院子腾出来了,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院。门口的水泥柱子上还留着旧牌子拆下来的四个膨胀螺栓孔,孔里塞了纸团。
沈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大门是双开的铁门,左边那扇上焊着一个小门。门槛是水泥的,中间踩出一个浅坑。门内是一小片院子,铺着方砖,砖缝里长着草。院子东边有一棵槐树,树很粗,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树底下摆着四张塑料椅子,坐着两个老人。
他往里看的时候,一个穿蓝褂子的护工从里头出来。
“找人?”
“不找人。”沈墨说,“我就看看。这儿以前是福利院吧。”
“早了。”护工说,“十几年前的事了。”
“您那时候在这儿?”
“我〇二年就在这儿了。”护工说,“院子改了,我没走。”
沈墨往那棵槐树看了一眼。
“那棵树以前就有?”
“有啊。”护工说,“那棵树比这院子老。以前娃娃们都在那底下玩。”
沈墨看着树底下那块地。方砖到树根那儿断开了,露出一圈土,土被踩得很实,比周围低下去一寸。
他在门口站了大概二十分钟才走。
苏雪梅用了十一天。
她把二〇一一年七月到二〇一三年六月这二十四个月的圈,一个一个拆成表。每个圈拆成七个字段:年月、性别、罐数、天数、有点没点、有没有旁边那个歪勾、从哪一本挪的。
拆完是四百多行。
她把这四百多行按孩子归并。同一个孩子在不同月份里出现的圈,归成一条。归并的依据是天数和罐数的连续性,还有董秀珍口述里那些零碎的话。
归并完是六十八条。
五月六日下午三点,她把中间那块白板擦干净了。
“沈墨。”
“来了。”
“我先说前提。”苏雪梅拿着笔站在白板前,“董大娘的账不是花名册,她记的是嘴,不是人。同一个孩子她可能记岔,两个孩子她也可能并成一个。所以我这个数字有误差。”
“多大误差。”
“上下两三个。”她说,“但是不影响结论。”
“说。”
苏雪梅在白板左上角写下:董秀珍账,2011.7至2013.6,儿童六十八人。
“六十八个。”她说,“这里头,圈顶上有点的,二十七个。”
她写下:在册二十七。
“没点的,四十一个。”
她写下:不在册四十一。
“这四十一个里头,有九个后来补了点。”苏雪梅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小括号,“补点的意思是,这九个孩子后来走完了整套手续,登了公告,出了无人认领证明,进了正式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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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笔举起来,在白板正中写下第一行算式。
41 - 9 = 32
写完她退开两步。
“三十二个孩子。”她说,“在那个院里吃过饭,用过奶粉,住过屋,董大娘一天一天给他们记着账。这三十二个人,在任何一份官方名册上都不存在。”
屋里没人说话。
陆晚晴走到白板前,看着那个数字。
“三十二个人。”她说。
“这还只是二十四个月。”苏雪梅说,“董大娘的账从九三年记到一四年,二十二年。我只做了这二十四个月,因为这二十四个月是廖小梅可能在的那一段。”
沈墨问:“二十二年一共多少。”
苏雪梅摇头。
“我不敢报。”她说,“我只做了一小段就用了十一天。全做完得两个月。而且越往前,董大娘的记忆越模糊,误差越大。”
她把笔换到另一只手。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感觉。”她说,“九三到〇六,十四年,没点的一共十九个。〇七到一〇,四年,没点的三十四个。一一到一三,两年半,没点的五十一个。”
她在白板边上写下这三组数。
三个数摞在一起,往下看是一条陡起来的线。
“变化发生在〇七年。”沈墨说。
“〇七年换院长。”陆晚晴说。
苏雪梅点了点头,把笔重新拿起来。
“还有第二个算式。”
她在第一行算式底下画了一道横线。
“我把韩冰给的那批公告,也截了同一段时间。”她说,“二〇一一年七月到二〇一三年六月,槐安县社会福利院名义发布的弃婴捡拾公告,一共六十一条。”
她写下:公告六十一。
“六十一个孩子。”她说,“按流程,一个孩子登公告,得先被这个院收留,收留了得吃饭。所以这六十一个孩子,理论上都应该在董大娘的口粮账上有对应。”
她把笔尖点在白板上。
“我一条一条对。对上的有九个。”
沈墨的眉毛动了一下。
“九个。”
“就是刚才那九个。”苏雪梅说,“补了点的那九个。”
她写下第二行算式。
61 - 9 = 52
“五十二个孩子。”她说,“报纸中缝上登过他们,写着捡拾时间、捡拾地点、性别、年龄,写着限六十日内前来认领。这五十二个人,从来没有在那个院里吃过一顿饭。”
屋里安静了很久。
老张那边收摊了,铁皮桶在地上拖过去,声音从窗户底下滚过。
陆晚晴先开的口。
“也就是说,”她说,“有三十二个真孩子没有纸,有五十二张纸没有真孩子。”
苏雪梅把笔帽合上。
“对。”
沈墨站起来,走到白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