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怕材料、工厂档期、渠道窗口和已经花出去的钱全部变成损失。我知道延期不会让公司下个月发不出工资，仍然选择了赶活动。”

我没有说那是为了九十个人的饭碗。财务模型不支持这句漂亮的借口。

屏幕上停了一条问题：“既然不是发不出工资，你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让导播把它留下。

“我怕增长停下来，怕已经答应渠道的量交不出来，怕别人说我们只会做一条裤子，怕错过这次之后融资更难。”我说，“这些怕都是真的，也都不能替顾客批准风险。”

另一个人问，宋远为什么没有强行拦住。这个问题正好替我铺好一条退路：把质量负责人说成权力不够，把制度问题说成某个人不够勇敢。

“他书面反对，也拒绝签质量同意栏。最终决定权限在我。我不能一边保留负责人权限，一边出事后问他为什么没拦住老板。”

第二张时间线是售后。

第一件退回实物确认起毛后，关联工单增加。质量部门书面建议立即暂停，我决定再等二十四小时；到点后，我只暂停一个尺码，又把会议推迟；跨尺码趋势确认后，我仍说等到晚上。全商品停售比第一次完整暂停建议晚了四十八小时。

“这四十八小时是我的管理决定。”

弹幕里有人骂我拿顾客做测试。有人问宋远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求公布供应商名字、工厂地址和所有员工名单。

我没有展示内部人员姓名和顾客材料。公开时间线写岗位、文件编号与决定，不把仓管员、裁剪工或客服推到镜头前。供应商与工厂的主体责任会依法依约处理，需要向平台、监管或司法程序提交的材料按范围提交，不用直播点名发动网友追人。

“你们可以批评我。不要去找普通员工和顾客。”我说。

导播提醒在线人数还在涨。公关负责人打手势，让我进入结尾。我没有提前结束。

我把五十件短测的边界重新说了一遍。它只证明两天和列明项目里没有大面积失效，不证明四万件在真实穿着中没有风险。六千多万元是毛下单额，未扣取消、退款、优惠、履约和结算，也不是质量投票。

“那是不是十万条都有质量问题？”又有人问。

“目前不能这样说。”我回答，“集中证据指向追加批，首批也有零星待核，订单前台先全部开放处理，是因为链接、换货和映射不能让顾客自己承担判断。我们会分开公布核验，不用最坏说法吓人，也不用最小范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