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才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刘秀英赶紧接过话头：“嫂子，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结了婚的女人，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谁家没吵过嘴、动过手？男人嘛，年轻的时候火气大，老了就好了。你也不能因为他年轻时候的事，就一辈子不原谅他吧？再说了，你要是真不去，外人该怎么说你？”

“外人怎么说我，我管不着，”赵桂兰说，“我这一辈子，听够了他的骂，不想再听外人的闲话了。”

刘秀英被噎了一下，脸上有些挂不住。

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三舅妈开口了。三舅妈今年七十多了，是这些人里辈分最高的，头发全白了，拄着一根拐杖，坐在角落里，像一尊沉默的神像。她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桂兰，你老实跟我们说，你到底去不去？”

赵桂兰看着三舅妈，眼睛微微红了。那是她今天第一次露出情绪。眼眶里有水光在转，但没掉下来，就是亮晶晶的，像隔了一层雾。

“三舅妈，”赵桂兰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像冻了一冬天的冰面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缝，“我伺候他吃了一辈子饭，洗了一辈子衣裳，挨了一辈子打，受了一辈子气。他吃得饱、穿得暖、有劲打人的时候，从来没把我当人看。现在他拉在床上了、尿在裤子上了，想起我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

她的声音抖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

“我不去。”

三舅妈没有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把拐杖在地上顿了两下，慢慢地摇了摇头。

赵桂兰把择好的韭菜端进厨房，放水泡上。她站在水池前，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发了一会儿呆。

她想起了很多事。

她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嫁进周家的第一天。穿一身红棉袄，头上戴着一朵绒花，坐着牛车颠了大半天，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周德茂那年二十二，个子不算高，但壮实，国字脸，眉毛很浓，看着像个正经人。

那时候的赵桂兰，腰身细得像柳条，辫子又黑又粗，村里人都说周德茂有福气，娶了个好看的媳妇。

结婚第一年，日子还算太平。周德茂话不多，下地干活也算勤快，偶尔还去镇上打点零工补贴家用。赵桂兰觉得日子虽然穷些，但总归是能过的。

小主，

变化是从她怀了第一个孩子开始的。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害喜害得厉害，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一圈。有天晚上，周德茂从镇上回来，不知道在外面跟谁喝了酒，一进门就骂骂咧咧的。赵桂兰给他端了洗脚水，水温稍微烫了一点，他端起盆子就把水泼在地上，一脚把盆踢到墙角，指着她的鼻子骂：“你连个洗脚水都端不好，你是干什么吃的？”

赵桂兰吓得不敢吭声，低着头站在一边。周德茂骂了好一阵，累了，倒头就睡了。那是她第一次挨骂，不是打，是骂。她以为男人喝醉了都这样，第二天就好了。

第二天他确实好了，没再提这件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赵桂兰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她不知道的是，有些东西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停下来。

就像是往墙上钉钉子，第一颗钉子钉下去的时候，墙还会疼，还会抗议。可钉得多了，墙就麻木了，只会沉默地承受着，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

周德茂第一次动手，是在赵桂兰生下建国那年。

孩子出生第三天，周德茂嫌她奶水不够，孩子哭闹吵得他睡不着，一巴掌扇在她脸上，打完之后说：“连个孩子都喂不饱，你当什么妈？”赵桂兰抱着孩子缩在炕角，脸肿了半边，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孩子的小脸上。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她想过回娘家。可是她娘家的规矩大，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回去就是给娘家人丢脸。她爹是个要面子的人，当年把她嫁出去的时候，收了周家二十块银元的聘礼，这笔账她爹记了一辈子。她要是敢跑回去，她爹先把她的腿打断了。

所以她没走。

她以为是自己命不好，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她更卖力地干活，更用心地伺候周德茂，想着只要她做得够好，他就不会打她了。

她错了。

打人这件事，跟被打的人做得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人的习惯，一种发泄的方式，一种权力的展示。周德茂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打她，在地里干活累了也打她，喝了酒打她，不喝酒有时候也打她。打完之后，他有时会后悔，买两根麻花或者一块布料回来，往她面前一扔，不耐烦地说：“拿着吧，别跟我一般见识。”然后就当事情过去了。

赵桂兰收过那些东西。不是因为她原谅了，是因为她没有别的选择。在一个家里，你吃他的、喝他的、住他的，你就没有资格说“不”。这是她从小被教会的道理，也是这个村子里大多数女人被教会的一个道理。

第二个孩子建芳出生后，周德茂打她打得更狠了。因为他想要个儿子，而建芳是个女儿。赵桂兰记得很清楚，建芳满月那天，周德茂喝了酒回来，嫌家里冷清了——没人来祝贺，因为在农村，生女儿不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他开始摔东西，先是摔碗，后是摔暖瓶，最后指着赵桂兰说：“你要是再生不出儿子，我就把你休了。”

那一年，赵桂兰二十五岁。

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生那个儿子。后来建国和建芳都长大了，出了村子，去了县城打工，在县城成了家。赵桂兰以为，孩子不在了，家里就剩她和周德茂两个人，或许他会改一改，或许两个人就这么凑合过下去了。

她想错了。

周德茂非但没有改，反而变本加厉。因为他老了，身体不如从前了，在外面说话没人听了，只有在家里，对着赵桂兰，他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老爷们”。他打她的力气不如从前了，但手上的劲依然不小，一巴掌下去，赵桂兰的耳朵嗡嗡响半天。他骂人的话还是那些，几十年不带变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难听的。

去年腊月，周德茂喝了酒，嫌饺子馅咸了，把一整盘饺子摔在地上，白花花的饺子滚了一地，踩得稀烂。赵桂兰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捡，周德茂站在边上骂她，骂得很难听。

那天晚上，赵桂兰躺在炕上，听着隔壁房间里周德茂如雷的鼾声，睁着眼睛看了一夜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屋角一直延伸到灯绳那里，像一道干涸的河流。

她忽然想到，这条裂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五年前，还是十年前？她记不清了。就像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哭的。不是不疼了，是哭不出来了。眼泪这东西，好像是有限的，年轻时流得太多，老了就没有了。

她把周德茂摔碎的饺子皮一片一片捡起来，洗干净，第二天剁碎了拌在鸡食里。她不是不心疼那些饺子。她包了一整个下午，韭菜是她早上刚从地里割的，鸡蛋是她攒了半个月的。可她没有跟周德茂吵，甚至连一句“你太过分了”都没说。

不是不想说，是说了没用。过去那么多年，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掉过的每一滴眼泪，都没用。有用的是棍子和拳头，而她没有那些东西。

她没有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会替她撑腰的娘家，没有可以随意挥霍的金钱，没有说“不”的权利。她有的只是一双手——一双能割地、能喂猪、能搓麻绳、能包饺子、能擦干净周德茂吐在地上的浓痰的手。

小主，

这双手，她用了四十多年，换来的是一身的旧伤疤和一肚子的不甘心。

院子里的太阳慢慢偏西了，光线从白亮变成了金黄，照在赵桂兰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薄薄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