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摆摆手说不用，你过得好就行。

搬进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周国平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没带出来。换洗衣服装了一个旅行袋，牙刷毛巾塞在侧袋里，就这些了。冰箱是空的，插上电半小时还是凉的。衣柜门板坏了关不严，墙角有个洞，夜风灌进来，呜呜地响。

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对面楼里的万家灯火。那些窗户里有人在吃饭、看电视、哄孩子，每一盏灯都暖洋洋的。他突然想起以前这个点，方敏总会从厨房端一碗汤出来，喊他“趁热喝”。她煲汤很讲究，冬天放山药排骨，夏天放冬瓜薏米，春秋天放莲藕绿豆。他从来不知道那些汤是怎么煲出来的，只是端起来就喝，喝完碗往桌上一搁，从没想过那些汤背后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心思。

手机响了，是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装修还差五万，你那儿还有吗？”

他摸了摸口袋，离婚那天方敏往他手里塞了两千块钱现金，说是让他先花着。他当时还推了一下，方敏直接塞进他外套口袋里，说了句“拿着吧，你身上不能一分钱没有”。

那两千块钱还在，他舍不得花，每天三餐控制在二十块钱以内，面条、馒头、咸菜轮着吃。但妹妹开口了，他想了想，咬着嘴唇打下几个字：“我想想办法。”

办法是想出来的，也是拿命拼出来的。

经人介绍，周国平去了城郊一个建筑工地，扛钢筋。一天三百，管一顿午饭，住工棚。他以前是坐办公室的，在一家小物流公司做调度，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不算多，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现在他每天要扛几百根钢筋，肩膀磨破了皮，血把衬衣粘在肉上，晚上揭下来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

工棚里住了八个工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民工，就他一个三十出头的。有人问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只说离婚了想多挣点钱，没提妹妹的事。工友们背后议论，说这小伙子八成是被老婆坑了，净身出户，可怜得很。

他在工地干到第十一天的傍晚，出事了。

收工的时候他在钢筋堆边弯了一下腰，腹部突然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绞着疼，疼得他整个人蜷起来摔在地上，手里的安全帽滚出去老远。工友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喊他，他听不太清，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额头上的汗珠子成串地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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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递了水过来，他喝了半口就吐了，吐出来的全是胃酸。

工头让他去诊所看看，他摇头说不用，老毛病了，以前就有胃病。工头不放心，说那你给你家里打个电话，让你老婆来接你。周国平躺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那只刚递过水的右手还沾着铁锈，他摸出手机，翻通讯录。

三百多个联系人，他一个一个看下去。客户、同事、以前的同学、楼下的快递小哥、卖保险的业务员、很久没联系的老邻居……翻到最后，他发现能在这个时候打过去、能毫无负担地开口说自己疼得受不了、能指望对方二话不说赶过来的人，只有一个名字。

方敏。

他按下拨出键的时候手指是抖的。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那头传来方敏的声音：“喂？国平？” 还是那个调子，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像她这个人一样。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胃还在绞着疼，汗水淌进眼睛里，蛰得他睁不开眼。

“……打错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里，听着忙音，眼泪和着汗一起往下淌。工棚外面有人在喊收工了，有人在打电话跟老婆说晚上吃什么，有人蹲在地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他蜷在硬邦邦的铺位上，觉得自己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张着嘴却吸不到气。

那通电话之后，周国平把手机的来电铃声调到了最大。他不想承认自己在等什么，但每次手机一响，他心里都会紧一下。可惜打进来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催贷款的，方敏再也没来过电话。

他想，她大概是真的放下了。这样也好。

身体刚好了点，他又开始高强度地干活。省吃俭用到了连工友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别人下班了买瓶啤酒啃个鸡腿，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他不敢请假，不敢生病，更不敢耽误工期。胃病犯了就吃药，药吃完了就硬扛，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喝两口热水，蜷一会儿再爬起来接着干。

十一月的省城开始冷了，出租屋没有暖气，他舍不得开空调，夜里冻得睡不着，就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缩成一团。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膝盖是蜷着的，松都松不开，像一只煮熟的虾。

躺在床上的那些漫长的黑夜里，他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总在他睡着后悄悄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因为她知道他怕冷。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每周四都要去那家远一点的超市买菜，因为那家超市的排骨便宜三块钱。他明白了那些年他们是怎么从一无所有慢慢攒出一个家的——不是靠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靠方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靠她加班到深夜舍不得打车、靠她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记了整整八年。

那个本子他见过，蓝色封皮的，放在抽屉最里面。有一回他随手翻开，看见上面写着：3月5日，水电费187元；3月12日，超市买菜89.5元；3月19日，给国平买外套389元（打五折）；3月26日，给他妈寄钱500元……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密密麻麻的，像她过的日子，琐碎、平凡、一丝不苟。

而他把这一切，连同那个愿意跟他一起过这种日子的人，一并丢了。

周小朵的消息又来了。这一次是要家电家具的钱，说双十一搞活动便宜，先买下来，三万八。周国平刚拿到工头发的一周工资两千一百块，一分没花还揣在兜里。他看了消息半天，回了一句：“行，我想办法。”

去跟工地老板预支工资的时候，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叼着烟看了他一眼：“你一个离婚的单身汉，要那么多钱干啥？攒着给自己娶个媳妇不行吗？”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给我妹”这三个字了。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三个字说出来，越来越不像一个理由，更像一个借口。

他开始找朋友借钱。微信发出去七条，回了两条。一个说手头也紧，一个说你怎么又借钱。剩下的五条石沉大海，连句客气的拒绝都没收到。后来他才知道，他在老家的那些亲戚朋友早就知道他离婚拿钱补贴妹妹的事了，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不分轻重，有人说他傻，有人说这就是把妹妹惯坏了，嫂子才跟他离的。

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真的不在意。他从十四岁起就不在意了，因为在意也没用。母亲去世后没人会在意他怎么看，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妹妹照顾好。

但这一次，当周小朵又发来消息说彩礼还差两万块钱缺口的时候，他的手悬在手机屏幕上方，悬了很久。

最后还是把钱转过去了。

这是最后一次。他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周小朵的婚礼定在十二月十八号，是个好日子，阴历十月十六，宜嫁娶。周国平提前请了两天假，从工地直接坐大巴去了省城。他的衣服都洗得发白了，临出发前去地摊上买了一件新衬衫，五十九块钱，深蓝色的，穿在身上有点紧，但他觉得精神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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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在省城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办的，排场不算大但样样齐全。周国平坐在最后一桌，跟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妹妹穿着白色的婚纱从红毯那头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了父亲和继母坐在主桌上，父亲头发白了大半，继母戴着金镯子，笑得很体面。

周小朵没有往他这桌看一眼。

整个婚宴他坐在角落里，吃了一盘花生米，喝了三杯酒。有人在台上唱歌，有人在敬酒，热闹得很。他看着妹妹和新郎挨桌敬酒，笑容甜美得体，心里涌上来一股巨大的欣慰，大到他可以用这股欣慰把所有的不对劲都压下去。

不对劲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他坐的那桌没人来敬酒，比如妹妹来敬酒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哥你多吃点”就走了，比如父亲始终没有过来跟他说一句话。但他不在乎，他只看到妹妹出嫁了，穿着婚纱，笑得很好看，这就够了。

婚宴结束后，周国平帮着收拾了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坐公交车回了工棚。那天晚上工地上的人都回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冷风从窗口灌进来，他裹着被子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后来才反应过来，少了那句“哥，你什么时候回去？”——周小朵以前每次聚会结束都会问这句话，那天晚上她没有问。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本被撕掉了大部分页码的书，翻来翻去就那么几页：起床，上工，下工，吃饭，睡觉。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要钱，也没有人发消息来问候。周国平的手机安静得像个摆设，偶尔响一下不是广告就是诈骗电话。

他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要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他打了半辈子的一场仗，仗打完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连战场都被打扫干净了，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

妹夫没有兑现“找个好工作”的承诺，妹妹也绝口不提还钱的事。周国平有时候想发消息问问，打了一大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了。他觉得如果他开口要钱，就会破坏掉这一切——妹妹的幸福生活，那个他亲手帮着搭建起来的婚房，那套三室两厅的样板间，那扇亮着暖黄色灯光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