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岁的曹髦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司马师本想立彭城王曹据为帝，但郭太后以曹据是明帝叔父，若立他为帝自己无法自处且会使明帝皇族大宗一脉断绝子嗣为由，坚持立明帝亲侄儿曹髦为帝。于是，嘉平六年十月初四，曹髦被迎接至洛阳城北玄武馆。群臣奏请下榻前殿，曹髦认为这是先帝寝殿，不敢越礼，要求住到西厢房。初五，曹髦进入洛阳城，群臣在西掖门跪拜迎接，曹髦欲下车答拜，司礼官奏陈“依礼天子不必答拜”，曹髦却说“我眼下也是天子之臣，怎能不还礼”，于是下车答拜。行至皇宫止车门，曹髦欲下车，左右劝阻说“依惯例天子可乘车进入”，曹髦称“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尚不知所为何事”，遂下车同群臣一起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当天，曹髦即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正元，并诏令大赦天下。

初露锋芒 艰难抗衡

曹髦即位后，展现出了他想要有所作为的决心。即位第三天，他就派遣侍中作为使者，持节到全国各地体察民情风俗，慰问士人百姓，审查蒙受冤屈和不尽忠职守的官员。同时，曹髦还诏令减省皇帝车驾服饰和后宫的开支，停止使用尚方御府制作的精巧奢华而没有实际用处的器物。

然而，曹髦面临的是司马氏专权的局面。司马师在废立皇帝后权势滔天，尽管曹髦对其有所不满，但也不得不有所妥协。正元元年（254 年）十月初八，曹髦下诏表彰司马师，封为相国，授予象征权力的黄钺，特许他入朝不必小步快走，奏事不必通报姓名，上殿可以带剑穿鞋，不过司马师没有接受相国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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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元二年（255 年）初，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假称皇太后懿旨，在淮南起事，发兵勤王，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安排其弟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自己亲率大军东征。司马师镇压了兵变，毋丘俭被杀，文钦逃亡吴国。在班师回京途中，司马师因眼疾病危，司马昭到许昌探望，被司马师委任为卫将军，总统诸军。

司马师在许昌病逝后，曹髦意图乘机谋取兵权，给代理尚书仆射、随军东征的傅嘏下诏，说东南刚刚平定，应暂且让卫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傅嘏率各路大军回朝。但傅嘏是司马氏一派，司马昭接受了他与中书侍郎钟会的计策，亲自率大军回到洛水南岸驻扎。曹髦无奈，不得不加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并总领尚书事务。

面对这一局面，曹髦内心充满了愤懑和无奈。他常常在宫中独自徘徊，望着宫殿的屋檐，心中思索着如何摆脱司马氏的控制。有一次，曹髦在书房中与一位亲信大臣交谈，他握紧拳头，坚定地说：“朕绝不甘心做一个傀儡皇帝，总有一天，朕要重振曹魏的威严。”大臣听后，心中既敬佩又担忧，深知这一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曹髦难以入眠，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天上的明月，他想起了曹魏先祖们的辉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他暗自下定决心，哪怕前路艰难，也要为了恢复曹魏的尊严和权力而努力。

东堂讲宴 太学论经

正元三年即甘露元年（256 年）二月，曹髦在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黄门侍郎钟会等一起讲习《礼典》。他们谈起历代帝王功德，最后话题落到夏代中兴之君姒少康与汉代开国之君刘邦哪个更优秀上。荀顗等人认为刘邦顺天应人，白手起家，亡暴秦灭项羽，开创了大汉基业，少康则仰仗大禹留下的恩泽，在外力的援助下才得以复国，若考核功绩，刘邦更胜一筹。

但曹髦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各有优劣短长，不一定创业之君皆优、继任者皆劣。刘邦是在秦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倚仗权术和武力成就的功业，其一举一动，大多违反了圣贤的法度。而少康则是国破家亡之后出生的遗腹子，他四处逃难才保全自己，又以极大的仁德获得遗老遗少的帮助，最终复国，实现了中兴伟业。曹髦此举是想利用与大臣们探讨经义的机会，表达自己中兴曹魏的志向。

甘露元年（256 年）四月，曹髦来到太学，与经学博士淳于俊、庾峻、马照等探讨《易经》《尚书》和《礼记》。论经以曹髦发问，博士们回答的方式进行，曹髦所提问题有一定深度，且在探讨中基本掌握了主动权，不断追问使得有些问题让博士们无法直接回答。这既反映出曹髦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显露出他十足的“帝王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