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嘴角微翘，在名册上画了个红圈。

“今天起到后勤队临时场地跟着纺麻，干得好，下月进纺织队。”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红姐像一只敏锐的蜘蛛，在混乱的人流中精准地捕捉每一根“丝线”——会编草鞋的老汉、能给牲畜看病的牧童、甚至只是指甲修剪得特别整齐的妇人，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比起红姐的细密，狗子管理队伍就像在挥两把刀。

一把叫规矩，一把叫活路。

开荒队的工地上，新来的难民正笨拙地挥舞锄头。

几个老队员穿梭其间，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省力、怎么下锄。

狗子背着手巡视，突然踹了一脚偷懒的壮汉。

“装什么孬！看见那堆石头没？搬干净加半碗粥！你还带着一个六岁女儿吧？别说我不给你活路！想多领一份吃食，就多干一份工作！”

转头又对另一个累得直喘的老者放缓语气。

“你去后勤队帮孙大娘晒菜干吧，这活儿太耗气力。”

这种粗中有细的做派，让最刺头的难民也不敢造次。

有人私下嘀咕。

“这矮个子莫不是会读心术？”

大队长老马很少大声吆喝。

他总蹲在营地中央的沙盘前，用树枝在上面写写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