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分配的问题了。”陈砚把笔记本合上，指尖在封皮上蹭了蹭，“你之前说‘按需分配是蛋糕做大后的事’，其实这话只对了一半。现在我们的蛋糕还小吗？2023年全国GDP都超126万亿了，就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算少。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那么多老人要六十岁还吊在楼外擦玻璃？根本不是蛋糕不够大，是切蛋糕的方式出了问题。”

他给顾十七举了个例子：2019年他们单位搞“智慧家庭”推广，要求每个工程师每月至少完成二十单业务，完不成就扣绩效。为了冲业绩，他们每天跑断腿，有的同事甚至要给用户送米送油才能签下单。

可最后项目结束，领导拿了十万块的奖金，他们这些一线工人，每人只发了一百块的“辛苦费”。

“那时候我就想，这‘智慧家庭’到底是谁的智慧？是谁的家庭？”陈砚的声音有点哑，“我们把蛋糕做大了，可切蛋糕的人却把最大的那块留给了自己，剩下的碎渣才分给我们。你说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分明是换了件外套的资本主义剥削。”

顾十七突然想起自己老家的事。

他爷爷是个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现在每月能领一百多块的养老金。

而他爷爷的堂哥，以前在县里的粮食局当领导，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八千多，还能报销医药费。

“我小时候总听我爷爷说‘人跟人不一样’，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这不一样不是因为谁更努力，是因为分配的尺子歪了。”

“你说的对，尺子歪了。”陈砚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份旧报纸，上面有篇关于“社保双轨制”的报道，边角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你看这个，2014年就说要改革社保双轨制，可到现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还是比企业职工高好几倍。我之前算过一笔账，我们单位一位退休的副局长，每月退休金一万二，相当于三个一线工人的工资总和。你说这公平吗？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凭什么有的人退休后能住疗养公寓，有的人却要靠捡垃圾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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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凉了，味道有点苦。“我离开联通后，去给一个做服装外贸的老板写过文案。

他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才三千块，还没有社保。

可他去年买了辆保时捷，还在海南买了套海景房。他跟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能者多劳’。可我想问，什么是‘能者’？是能压榨别人的人，还是能吃苦受累的人？”

顾十七突然觉得喉咙有点堵，他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深圳有位快递员，因为送件迟到被投诉，当场给用户下跪道歉。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就像一辆开得太快的火车，为了跑得快，把‘公平’‘尊严’这些东西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可火车跑得再快，如果车上的人坐得不安稳，甚至要被甩下去，这火车还有必要接着开吗？”

“不是没必要开，是要换条轨道开。”陈砚把报纸叠好，放回包里，“我之前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面说‘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可分配方式还停留在‘谁有权谁多拿’的阶段。你看那些国企，仗着垄断地位，把利润都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的工资拖了又拖，这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

他给顾十七讲了个故事：有次他去给一位大学教授修宽带，教授家里摆着很多关于经济学的书。教授跟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搭积木”，先把高楼搭起来，再慢慢修补细节。

可陈砚不这么认为：“如果搭积木的时候，把底层的积木偷工减料，那这高楼就算搭得再高，早晚也会塌。工人就是底层的积木，你不把他们的待遇提上去，不把他们的尊严找回来，这经济就算再发展，也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