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声惊动了趴在门口的科尼。它立刻冲进来，挡在列宁身前，对着捷尔任斯基龇出牙齿，喉咙里发出警告的低吼。列宁愣了一下，随即失笑，弯腰按住科尼的脑袋：“没事的，科尼，他是自己人。”捷尔任斯基也笑了，蹲下来摸了摸科尼的耳朵：“这小家伙，倒比你还护着革命。”

那天的争论最终没有结果，但科尼记住了列宁说的“背叛”二字。后来每当有人在书房里提到“妥协”“让步”这类词，它就会警惕地竖起耳朵，紧紧盯着说话的人，直到列宁出声安抚，才会慢慢放松下来。

入秋之后，列宁的病情越来越重，右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连握笔都变得困难。医生不许他长时间工作，可他总是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翻开文件。有一次，他正对着一份关于“富农问题”的报告皱眉——报告里建议“对富农采取温和政策，允许其保留部分财产”，字迹被他的指节攥得发皱。

科尼悄悄凑过来，用鼻子拱了拱他的手，像是在阻止他过度用力。列宁叹了口气，把脸埋在它的绒毛里，声音带着罕见的脆弱：“科尼，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等不到所有人都能吃饱饭，等不到孩子们不用再饿肚子，等不到这个国家真正实现平等。”

科尼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他的脸颊，咸涩的泪水沾在舌尖。它不懂“平等”是什么，但它知道主人难过，所以它能做的，就是用尽全力陪着他。从那天起，科尼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轮椅三步远，哪怕是睡觉时，也要把脑袋枕在他的脚背上。

1923年初春，莫斯科终于迎来了第一场雪。列宁的视力开始下降，已经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他让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当听到“有人建议将国有工厂承包给私人经营”时，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憋得通红。

科尼急得在轮椅旁转圈，不停地用脑袋撞他的膝盖。克鲁普斯卡娅赶紧递过水杯，拍着他的背：“别激动，伊里奇，医生说不能生气。”列宁喝了口水，喘着气说：“这不是生气，是害怕。科尼，你知道吗？修正主义就像这雪，看着洁白，其实能把一切都盖住。它会让人们忘记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忘记那些牺牲的同志。”

他伸出手，颤抖着摸向科尼的耳朵，眼神里满是忧虑：“如果有一天，有人说‘革命已经过时了’，有人说‘平等是不可能的’，你要记得提醒大家，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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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似乎听懂了，用脑袋蹭着他的手心，发出坚定的呜咽声。它不知道“提醒”该怎么做，但它记住了主人的眼神，记住了“修正主义”这个让主人无比痛恨的词，记住了那份沉甸甸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