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是些言官、翰林学士，还有洛阳那边的一些清流名士。不过……”李宪顿了顿，声音更低，“韩琦、曾公亮、文彦博、吕公弼几位相公府上，异常安静。”

“安静就对了。”赵顼转过身，眼中闪烁着洞悉一切的光芒，“他们不是不认同，而是在权衡，在观望。等着看朕下一步怎么走。传朕旨意。”

李宪精神一振：“请陛下示下。”

“第一，将司马光前几日上的那篇《论国是疏》，一字不改，连同谢景温的札子，一并刊发在下期邸报上。旨意就说……‘使百官士民，兼听则明，详加思辨’。”

李宪眼中闪过一抹惊佩。这一手太高明了！看似公允，实则是把司马光架在火上烤。在谢景温刀刀见血的指控之后，司马光那些“修德行、施仁义”的空泛之论，将会显得何等苍白无力？

“第二，”赵顼踱步到巨大的舆图前，手指划过西北疆界，“让咱们的人，在太学、在民间，给朕抛出三个问题……”

他缓缓说出三个直指核心的问题，关于如何裁军、如何改科举、如何明官制。

“朕不要答案，只要他们把这些问题，炒得越热越好。要让全汴京的人都在问：光说弊病有用吗？到底该怎么办？！”

几天后，新一期邸报出炉。头版并排刊载着谢景温的《论国事三大要札》和司马光的《论国是疏》。

这并置的效果，堪称残忍。

一边是谢景温具体、尖锐、充满现实痛感的“病危诊断书”；另一边是司马光引经据典、充满道德理想却近乎“空中楼阁”的“养生劝诫”。

高下立判！

先前那些为司马光叫屈的声音，瞬间小了一半。不少中间派的官员读完，内心天平已开始倾斜：“司马公所言大道固然不错，然……于眼下危局，何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