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天，汴京城表面一如既往的繁华平静，但在帝国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一场静默而高效的思想碰撞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文彦博在府中书房，对着王安石的奏折，反复咀嚼，直至深夜。他不得不承认，王安石眼光毒辣，切中时弊。

“兵不识将”确是战力低下的根由。但“择将专兵”四字，却让他这枢密使本能地警惕。

“此子欲效唐季藩镇之祸乎？”虽知王安石本意绝非如此，但此例一开，后果难料。

他提笔修书，措辞谨慎，邀韩琦过府一叙，信中点明：

“王介甫所奏，洞见症结，然药性过猛，恐伤国本。当寻一万全之策，乞相公教我。”

韩琦收到密奏和文彦博的信，反应更为复杂。他历仕三朝，出将入相，对军旅弊病的体会比文彦博更深。

他看出王安石此议，直指问题的核心。“若此策得行，或真可强兵。”

但他更知其中的巨大阻力。他并未立即赴文彦博之约，而是做了一件更关键的事：他以商议春防为名，秘密召请了副枢密使吕公弼和三司使韩绛。

他要先在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小范围内，统一核心思路。

在韩琦书房密室中，四人（韩琦、文彦博、吕公弼、韩绛）会齐。

韩琦开门见山：“陛下将此密奏交予我等，其意深远。非是问可行与否，乃是问我等如何使之可行，且要办得稳妥。

王介甫放了把火，我等不能任其燎原，亦不能将其扑灭，要引其为灶火，煮一锅强兵富国的好饭。”

吕公弼精通军务，立即切入技术层面：“‘择将专兵’，关键在于‘试点’与‘制衡’。

万不可全面铺开。当择陕西沿边对夏前线，此地诸军常年作战，渴望良将，阻力最小，成效最显。

可选种谔、刘昌祚、王韶等宿将，试行‘置将法’，使其相对固定统兵，专事训防。

此谓‘寓将于戍’，既存更戍之形，亦得专兵之实，枢密院严加监察即可。”

文彦博补充道：“然，欲行此‘精兵’之策，需先有‘汰冗’之举。可借裁汰冗员、清查空额之名，行整肃队伍之实。

省下之巨额军费，正可用于厚养试点之精兵。如此，‘汰冗’以节流固本，‘置将’以强干精兵，二者一体，方可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韩绛作为财神，立刻盘算：

“若今年能在京畿、河北、陕西三地，果断裁军十万，岁省之费，不下数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