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笔锋一转，直指核心谬误：

“然，所惑者，在于将‘通晓经义’与‘处理实务’截然对立，更将《资治通鉴》宏旨，浅解为‘提供解决当今得失之术’，此乃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矣！”

定性清晰，指出对方犯了根本性的理解错误。

接着，他阐述《资治通鉴》的真正核心：

“《资治》之‘资’，非‘供给’术略之谓，乃‘藉助’明鉴之谓也。其书所重，在于‘明得失’——使后人知何为‘得’（行仁政、得民心），何为‘失’（纵私欲、失天道）。”

“若不明此根本大义，徒求‘术’之精巧，则如匠人持利斧而无绳墨，不仅不能成室，反恐伤其手。

商鞅、桑弘羊，岂无‘术’耶？然其‘术’悖于仁道，终致秦速亡、汉室怨沸。此即《通鉴》欲昭示之最大‘得失’！”

他以《通鉴》中的具体史实为例，论证“道”重于“术”，无道之术，其祸更烈。

最后，他发出雷霆般的反问，将难题抛回给对方：

“故，今之问者，尔所言‘设计税法、明晰律条’之‘术’，其灵魂何在？是为充盈国库以逞君王之欲，均平贫富以安万民之心耶？

若为前者，纵有‘术’万千，不过助纣为虐之霸术；若为后者，则需先明‘均平’之大道，而非汲汲于‘术’之本身！”

“尔等割裂‘道’‘术’，空谈‘解决’，试问：无道之术，与屠龙之技何异？纵能‘解决’一时一事，然于国家长治久安，是福是祸？”

文章写完，司马光掷笔，长吁一口气。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道统之争。

司马光没有亲自去汴京，那不符合他的身份和处事风格。他唤来了他最信赖、也是学问最扎实的弟子之一——范祖禹（字淳甫）。

范祖禹此时正追随司马光在书局编修《通鉴》，以其沉静刚毅、学养深厚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