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话语渐趋激昂，带着一种布道者的热忱：

“若我朝能内修仁政，外施德化，使近者悦，远者来，何须终日汲汲于兵戈之争，计较锱铢之利？

陛下，《资治通鉴》之所载，历历在目：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然，忘战之危，终不及穷兵黩武之祸啊。”

这番话，看似在说给辽国听，实则字字句句，都是说给御座上的赵顼听的。

司马光是要借这次文化出访的舞台，向皇帝、向天下证明他那一套“以礼治国、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远比王安石那种“汲汲于功利的”新法更为根本、更加高明。

他渴望用这次外交的成功，来压制朝廷内部日益高涨的改革之声。

赵顼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他完全明白司马光的弦外之音。

对于司马光这种“以出使为谏诤”的方式，他心中或许是复杂的：

既有对老臣风骨的些许欣赏，更有对其固执己见、不解时局的无奈。

片刻沉默后，赵顼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滴水不漏：

“司马卿家之心，朕知之矣。

宣教化于异域，本就是此行要义。

卿与欧阳卿家，皆海内文宗，此行正可让北人知我中国君子之风。

至于朝廷方略，朕与两府大臣，自有统筹。卿等只需尽心国事，不辱使命便可。”

这番话，既肯定了司马光“宣扬文化”的本职工作，又轻描淡写地将他的政治谏言搁置了起来，提醒他外交使节的本分。

赵顼端起身旁的茶盏，轻轻呷了一口。

在他的战略棋盘上，这次文化出访，与西北的烽火、河北的检地、以及暗流涌动的朝堂，是紧密相连的一盘大棋。

他需要司马光、欧阳修这样的文化重器去稳住辽国，这是国家利益。

他也乐于见到司马光暂时离开汴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让改革的阻力减少几分，这是政治权衡。

他甚至可能期望，当司马光亲眼见到辽国虽强，却制度粗疏、文化远逊中华的景象后。

能反过来思考，一个强大的国力（包括军力）对于保护这灿烂文明是何等重要。

“诸事既已齐备，”

赵顼放下茶盏，做出了最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