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三司使韩绛，以及刚刚因运河整治初成而被紧急召回议事的曾布、吕惠卿。

这两位“理财圣手”脸上还带着旅途的风霜，此刻却眉头紧锁，盯着面前摊开的预算条目。

“然，敌之倾国，亦是我之重负。”

文彦博继续道：

“韩宣相已做最节省之估算，仅以此番防御、反击、赏功、抚恤计，所费便不下三百万贯。

此尚是依托本土作战，粮草转运、民夫征发皆在境内。

若战事迁延，或反击过程中出现攻城据守之需，耗费还将倍增。”

韩绛适时接口，声音带着钱谷官员特有的精打细算后的疲惫：

“文枢密所言无误。三司与陕西转运司反复核计，三百万贯，已是将内帑支援、各路协济、以及加征部分沿边州军‘和籴’款皆计算在内后的底线。

这还不包括战后边境堡寨修缮、流民安置、以及对立功将士超出常例的额外恩赏。

若战事顺利，能在春末夏初结束，或可勉强支撑。

若拖入秋后……”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新从东南回来的曾布，对物资流转更为敏感补充道：

“运河初通，南北粮运稍畅，然今冬河北雪大，漕船北上不易。

陕西战事若起，粮草必优先供给西军，河北、河东诸路的常平仓储备便需格外谨慎，以防辽人。”

他特意在“辽人”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吕惠卿则从审计和效率角度提出警告：

“大战一起，州县钱粮调动必急，官吏之中，难免有趁机克扣、虚报、舞弊者。

虽已有御史、皇城司监督，然千里之外，鞭长莫及。

三百万贯，能实打实用到军前、赏到士卒手中的，若能有两百七十万贯，便算吏治清明了。

此亦为隐形成本。”

三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