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在做最后的汇报，声音不高，却条理极其清晰：

“……以上，便是对大名府元城、贵乡、魏县三县今岁检地的复核总录。

共用新制弓尺一百七十三副，抽调算学生及吏员四十有二人，历时四月。

共清丈出隐田、漏田、诡寄田合计两万一千四百三十五亩有奇。

其中，涉及卫所军官侵占‘养廉田’七百亩，已按相公钧令，田产没官，涉事指挥使、千户三人，已移交河北刑狱司。

地方豪族以‘投献’、‘花分’等方式隐匿之田，计一万九千余亩，现已重新造册，划归原佃户或官府‘常平田’……”

蔡卞的汇报，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亩、分，每一处田产变更都标明了法律依据（新修的《方田均税法》试行条款）和处置结果。

他甚至能随口说出某处田界纠纷的历史渊源，某家豪族隐匿田产的大致手段。

这不仅仅是对政策的执行，更展现了一种可怕的记忆力、梳理能力以及对基层情弊的洞察力。

王安石听着，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偶尔在听到关键数据时，指尖在册页上轻轻一点。

直到蔡卞汇报完毕，书房内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炭火偶尔的噼啪声。

“元城东郊，李家庄那三百二十亩上等水田，”

王安石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你报的是‘原主契据遗失，经访乡老，确系三十年前由客户刘大垦荒所得，今依新法，暂定由刘大之孙承佃，纳常平租’。

依据何在？乡老之言，可能为据？李家在当地盘踞百年，岂会无后？岂肯干休？”

这个问题极为刁钻，直指新政推行中最棘手的“产权模糊”与“地方势力反弹”问题。

蔡卞似乎早有准备，不慌不忙，从随身携带的卷宗中抽出一页：

“回相公，学生岂敢仅凭口说。此为依据。

其一，学生访得当年为李家庄丈量田亩的老书吏，其子尚在，家中存有残缺的旧时鱼鳞图副册摹本，其上该处标注为‘荒岗’，未见李家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