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听完，微微颔首，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先生，思虑周详，所虑甚当。此事，便依你之见，先拟个条陈上来，朕看过之后，可直接发往工部、刑部议行。”

他没有说“交由内阁票拟”，而是直接让杨廷和拟条陈，并指定下发部议，这几乎是将一部分本属于首辅的决策参与权和流程发起权，直接赋予了杨廷和。

杨廷和心中凛然，面上却依旧沉稳，躬身道：“臣遵旨。只是……此等事务，是否应先禀明元辅……”

“刘先生年高德劭，近来又颇感疲乏，些许琐务，就不必事事烦扰他了。”朱厚照语气平淡地打断，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实。

“朕观刘先生，近日奏对之时，精神似有不济。元辅为国操劳一生，朕心实有不忍。尔等日后处事，当更加勤勉，为刘先生分忧。”

这话语温和，充满体恤之情，但听在杨廷和耳中，却不啻惊雷。

皇帝这是在明确无误地释放信号：刘健的时代正在过去，他杨廷和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做好接替的准备。

“臣……谨记陛下教诲，定当竭尽全力，为陛下分忧，为元辅分担。”杨廷和深深一揖，后背已然渗出细密冷汗。

他知道，自己已被这位年轻的皇帝推到了风口浪尖，再无退路。

也就在同一天，几位平日里与刘健关系较为密切的科道言官，或是收到了都察院内部“关切”的提醒，或是家中子弟在铨选、升迁上遇到了些“意料之中”的小小挫折。

这些信号微弱而隐蔽，却精准地传递出一个信息：紧跟刘健，并非明智之举。

夜幕降临，刘健独自坐在书房里，连平日最喜翻阅的典籍也看不进去。太医下午刚来请过平安脉，言辞恳切地建议他“静养为宜，切勿过度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