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饶州府。

一处试行“官田竞标”兴办起来的、规模不小的苎麻种植园，终于没能抵挡住持续不断的“软刀子”骚扰。

先是灌溉水渠莫名被毁，接着是雇工接连被附近乡里的宗族以“争夺水源”、“破坏风水”为由打伤，当地县衙在处理时态度暧昧，拖延不决。

那位投资的徽商心力交瘁，眼见收获季节将至，却无法正常组织采收，最终只能忍痛贱价将庄园转手给了一位与本地胥吏关系密切的乡绅，黯然离开了江西。

消息传到吴永年耳中，他愤怒地一掌拍在案上：“岂有此理！巡查队何在？当地县令是干什么吃的？！”

负责此区域的巡查队员韩敏，面带愧色地汇报。

“大人，非是属下等不尽心。只是……对方手段极为刁钻，从不正面冲突，皆是利用宗族邻里关系、乡规民约施压。县衙那边，县令虽未明着阻挠，但也以‘民情汹汹’、‘需谨慎处置’为由，不肯强力弹压。我等……缺乏直接证据和明确律条支持，难以采取强制措施。”

吴永年脸色铁青。他意识到，光有仲裁的意愿和机构还不够，必须有更强力的法律依据和更有效的基层执行力量，才能震慑这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正在修订的《工商管理则例》，催促属下加快进度，并特别加入了对“恶意破坏生产经营”、“地方保护主义”的明确罚则。

几乎与此同时，在帝国的舆论场，《京报》与某些南方士人私下流传的“小抄”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