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豆！”当当奶声奶气地跟着学。

随后，杨定军果然兑现承诺，领着当当去了不远处那条推动工坊水轮的小溪边。灰扑扑的巨大水轮在溪水冲击下缓慢而有力地转动着，连接杆发出有节奏的嘎吱声，水花溅起，带来一股凉丝丝的水汽。当当看得入了神，兴奋地跺着小脚。杨定军不敢让他靠太近，牢牢攥着他的手，指着水轮解释：“看，就是这东西，靠着流水的劲儿，能带动工坊里的大锤子，打铁省了老鼻子力气了！”

“水车！转！”当当伸出小手指着，乌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惊奇。

看过水车，杨定军又带着侄子溜达到木工房外头的空场上。这里堆着不少刨花和边角料，空气里弥漫着好闻的松木和杉木的香气。他仔细地在木料堆里翻拣，专挑那些表面光滑、没有毛刺的小木块，塞到当当手里：“给，拿着，能垒高高。”

当当立刻蹲下身，把木块当成宝贝似的，在平整的地面上摆弄起来，嘴里咿咿呀呀地给自己配着戏文。

杨定军就在旁边一个树墩上坐下，看着侄子。时不时抬头望望天边舒卷的云，或者低头防止这小家伙把木块塞进嘴里。他生在庄园，长在庄园，耳濡目染之下，早已习惯了责任和劳作。照看小侄子，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融入了日常的本分，甚至带着点陪伴的乐趣。

小主，

阳光暖烘烘地照着，溪流的哗哗声，远处工坊隐约传来的敲打声，还有当当稚嫩的咿呀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由父辈们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小小世界里，识文断字、手艺传承和家族亲情，就如同这午后的光与尘，无声无息地滋养着新的一代。杨定军看着玩得投入的侄子，心里盘算着，等当当满了三岁，起了大名，也该送去学堂开蒙了。到时候，自己这个“小叔叔”，说不定还能像哥哥当年教自己那样，教他认几个简单的字。这么一想，他不由得稍稍坐直了身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长辈”的矜持。

……

日头西斜，把杨家庄园的屋顶和树梢都染上了一层暖烘烘的橘色。山谷里忙碌的声响渐渐沉寂下去，只剩下晚风吹过林子的沙沙声，以及远处牲口棚里偶尔传来的几声牛哞。

九岁的杨定军牵着小侄子当当的手，慢腾腾地往家走。当当显然是玩累了，小脑袋一点一顿的，走路都晃悠，几乎要靠在杨定军的腿上。

对杨定军来说，“家”这个概念，复杂而又独特。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爷爷奶奶、老爹老妈，还有那个已经能顶门立户的哥哥杨保禄，都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个被他们称为“现代”或者说“另一个世界”的遥远所在。这个认知并非某次郑重其事的宣告，而是像空气一样，渗透在他成长的每一个缝隙里。

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更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光景，家里还有一个叫做“平板”的、会发光的薄板子。用手指在上面点划，就会有五彩的图案动起来，还能放出好听的歌谣和故事。那时候，老爹杨亮和老妈珊珊，还会用一个叫“手机”的小方块，给他和哥哥拍下些模模糊糊的影儿。还有那个死沉死沉、据说能存住“电”的“大铁盒子”，以及铺在屋顶上、能“吃”阳光的“板子”，都是那个遥远世界遗落在此间的碎片。

然而，这些神奇之物，都如同这眼前的夕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终结。最先彻底安静下来的，是那个“大铁盒子”。任凭屋顶的板子被阳光晒得滚烫，它也再也点不亮一丝光芒。随后，手机和平板屏幕能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从还能支撑着讲完半个故事，到只能闪烁几下显示几个图标，最后，彻底陷入了沉寂。他记得特别清楚，去年冬天，老爹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把平板连接上仅存些许虚电的电源，屏幕艰难地亮起，闪现出那些熟悉的彩色方块，但不到三次呼吸的时间，光芒便急速衰退，彻底熄灭，再也无法唤醒。那一刻，老爹脸上浮现出的，不是单纯的惋惜，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诀别。那表情，深深烙在了杨定军的记忆里。

这些逐一湮灭的“神迹”，无声地向他证实了家族来历的非同寻常。他是知晓秘密的人，但他又是切切实实降生在这片阿尔卑斯山麓谷地、喝着阿勒河的水、吃着庄园自家田里出产的粮食长大的孩子。他是杨家庄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白天，他和庄园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在学堂里学习统一的课程——用汉语识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学习基础的算数和丈量，了解轮作施肥、辨识常见草药等等。这些是经过长辈们反复斟酌、筛选后，认为适合在这个时代普及开来的“公共知识”。